1987年8月，陈钟梁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一文，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广泛的共鸣。当时顾黄初先生就认为“是人文主义还是科学主义”这个命题，是语文教育领域中“带有根本性的研究命题”。不过，当初陈钟梁为什么提出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研究命题”呢？那是因为――
（一）当时语文教学改革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追求
上世纪80年代是语文教改异常繁荣与热闹的时代，教改大潮经过碰撞，重组，合流，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追求：一种是追求教学目标的单一化、教学程序的系列化，教学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学评估的标准化。其中表现最为强烈的是设想编出一套中小学语文学科分年级的教学目标，从坐标的横轴上排出语文知识讲解的内容，从纵轴上列出语文能力训练的条目，使教、学、考三者都有依据。与此同时，也希望制订出一个能从质与量两个方面评估一堂语文课乃至一个阶段语文教学的项目与方法。这就是陈先生所说的“科学主义思想”。另一种是追求语文教学的社会化、人格化与个性化，认为课堂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学生体验人生的地方。语文课应当是知、情、意的统一体，制定教学目标只能起到消极的束缚作用。认为第一种追求强调语文知识的理性化会造成语文认知的唯理性，强调程序化会导致机械化，强调序列化、系统化会产生繁琐化。这些将扼杀学生的个性发展，背离语文教学的人格塑造向度。这就是陈先生所说的“人文主义思想”。然而，这篇论文发表不久就引发了一场对新时期语文教改的“大论争”；而且这场“大论争”导致了――
（二）我国教育权威部门对语文性质进行了两次折衷处理
理论的讨论与实践的反思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语文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这个工具是负载文化的，这是语文区别于其他工具的本质特点。这个观点在1996年颁布的高中语文《大纲》中概括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应该说，这是权威部门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一次折衷处理。至此，语文性质观已由“语言工具+思想渗透”发展为“语言工具+文化载体”，而语言工具性仍旧是根本。然而，《大纲》颁布后的更为激烈“大论争”乃至“大批判”又使这样的折衷又发生了变化。当时，持工具说者意想以语文工具性为根本，涵盖人文性而达到二者统一；持人文说者，一种人强调以人文性为首要且不摈弃工具性的二者统一，一种人全盘否定与批判语文的工具性。也就是说，在世纪之交“科学”“人文”正走向融合；同时在工具性、人文性究竟哪个是根本的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分歧。所以，2001年7月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把这个一时难以解决的分歧又一次进行了折衷处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性质观在这个最新的权威性阐述中，工具性与人文性成了完全平等的双胞胎。
然而，主观上对二者统一的彰显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二者对立的客观存在，工具性和人文性孰本孰末，仍是新世纪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难题。22年后的今天，重读《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这篇文章，再检点一下语文教学的现状，我们便发现“科学主义思想”与“人文主义思想”仍然没有融合，甚至两者分离得比以前更加严重，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普遍存在着“泛人文”现象
语文教学的“泛人文”现象主要表现为：离开学科特性，背离语文本味，抛开文本，架空语言，忽视能力，鄙视训练，张扬个性人格，强化感情体验，陷入人文的过度阐释，造成语文的实用性减弱，语文能力下滑，语文功能瘫痪。
比如教材编写，全盘否定知识体系，甚至“能力训练”一类的词语也被视为禁忌。许多教材都不提语文知识，似乎一提知识、能力、训练等就触犯了禁忌。新课程标准实施至今已有8年，回过头看看教学实际，高中语文教师抱怨初中语文教师连最起码的“短语”“句子成分”“比喻”都不教；学生到了高中阶段才来补语法修辞，大大加重了高中教学的负担。而且，学生过了那个“打基础”的年龄，语文知识也不太容易学进去，以致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不能掌握。语文教学应该涉及的字、词、句被代之以“自己去感悟”“在悟中学”“再揣摩揣摩”。由于“语文没有体系”“不应该讲体系”等观念的大肆宣扬，一线教师当然只有跟风跑。新课程主张让学生建构知识体系，但教材编写者、教学实施者都心中无数，放弃了主导作用，岂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生的自我建构又从何谈起?
上公开课，不管什么文本、什么课型，教师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设计美丽如画的课件，配上优美动听的音乐，设置生动感人的情境，设计声情并茂的导入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现场的“精彩”，精彩的标志就是让学生感悟，感动，甚至流泪；让几个聪明一些的学生站起来发言，从他们的嘴里引出带有白胡子的哲理，以赢得观众的满堂喝彩。课上的“堂练”砍掉了，静思默想的时间没有了，读写结合的小练笔挤掉了，只剩下人文兮兮的热闹场面，漫无目的的师生对话。语文课成了单纯的人文熏陶课、情景表演课，美学欣赏课、文学解读课、哲学研究课、科学普及课……目前这种“泛人文”的课堂比比皆是；脱离文本，一味放纵学生所进行的“个性表达”“独特感受”“情感体验”，已经成了无本之木的非语文行为。
课堂教学目标，理应是单位时间内学习结果的具体化表述，具有可观察性、可操作性与可检测性。可是几乎全国所有的中学语文教师备课笔记的“教学目标”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他们尽管在备课笔记中也标上“教学目标”四个字，但所用的动词却是“理解”“了解”“感悟”“体会”“感受”“热爱”之类的模糊笼统的心理动词。这类模糊笼统的教学目标根本不具备导教、导学、导测的功能。第一，不利于明确教学任务。“理解”“体会”之类的教学目标，会给教师分析教学任务（目标确定后的教学思考）和指导与监控自己的教学行为带来很大的困难——从学生的起点能力到达这些学习结果之间究竟需要多少距离，应该经过哪几个阶段，其间的具体目标又是什么，有哪些支持性条件等，都很难确定。第二，不利于教学方法和教学媒体的选用。“理解”“体会”之类的教学目标，会使师生双方在选择和使用实现教学目标的方法和手段时受到很大的制约。目标不明确，怎样达到目标，就更难以确定。第三，不利于教学结果的测量和评价。模糊的教学目标意味着测量和评价的标尺也是含糊不清的，这就给测量和评价工作带来困难。衡量“理解”“体会”之类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准确判断学生有没有达到这些目标？教师和学生对这些问题心中无数，只能凭经验对学习结果进行估计，根本谈不上准确的测量。可是估计出来的结果与真实的学习结果往往大相径庭，更谈不上效度和信度。
（二）有的方面泛滥着“科学主义”
现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真可谓“科学主义”大泛滥。考试成风，除了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调研考试外，还有月考、周考，甚至有一日一考、一课一考。应试教育所主张的考试中心、认知至上、分析本位、技术主义为科学主义语文教育观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种语文教育观表现出来了极端的唯科学主义功利性的价值趋向与唯科学方法论的实践走向，其实是非科学的与反科学的。
不少语文教师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迷信那些蹩脚的教学法，把本来生动的语文课堂弄得呆板，枯燥，乏味，死气沉沉。对文学作品的教学，他们总喜欢抱住固定的教学程式：从作者背景介绍开始，讲第一段、第二段……然后中心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练习1、练习2……一首名诗、一篇美文、一曲好戏常常被上成一堂知识传授课，毫无文学性可言。他们习惯以科学主义的手段把优美的文学作品支解得支离破碎，干着焚琴煮鹤的勾当。笔者就多次听过把《荷塘月色》分解成多少种比喻、多少种拟人、多少衬托、多少种通感的分析课。这里，带有自然科学特色的解剖刀刺向了文学，刺向了审美。要知道，语文教学应有必要的人文教育，首先应该目中有人－－有学生、有作者、有编者、有教师，应该“四心合一”。可是这些人笃信科学，心中只有这个法那个式，唯独就是没有“人”，没有情感，没有人文。
新课程倡导自主学习，可是现在已经消失殆尽；因为语文课上学生根本“做不了主”，课堂中的学与教活动全由教师控制与做主。教师要求看投影，学生不可能看别的；要求听录音，不可以不听；要求朗读一遍，不可以读两遍；要求讨论3分钟，到时不停止不行。教师完全剥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没有自主探究的权力。学生成了课堂学习的奴隶，教师成了课堂教学的奴隶主。教师从过去的“满堂灌”发展到现在的“满学问”，学生从过去的“满堂听”沦落为现在的“满学答”。一次在苏州举行的新课程展示课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16位语文教师所执教的16节课，没有一节课跨越“满堂问”的藩篱，有一节课竟发问了64次。
此类问题，诸如考试练习过多，阅读分析过细，作文标准过繁，备课过于统一，拓展阈限过窄，教学生成过少，都是科学主义泛滥的表现。科学主义要求人应当不带感情的认识事物，做到客观、冷静、理性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此种情境中的语文教学，其根本属性已经异化为唯理性的可分析性、逻辑性与系统性；其内容已经弱化为单纯对实用知识的追求；语文已经变成了记诵之学、推理之学、乃至“屠龙”之学；学习的主体已经蜕变为失却人文情怀的应试机器与答问木偶。
无论是普遍存在的“泛人文”现象，还是局部泛滥着的“科学主义”倾向，都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有了莫大的损失。在“泛人文”导致“泛语文”乃至“无语文”的影响下，目前一些语文教师的教学认真度下降到不堪设想的境地：多数语文教研组名存实亡，集体不学习理论文章，教师不订阅语文刊物。教师的班级教学计划普遍不写，只依赖备课组长制定的教学安排。备课笔记照搬别人从网上下载（稍作修改）的电子稿，“一人下载，多人享受；文本不熟，照样上课”。前天我们视导一个国家级示范高中的高三语文教学，居然没有一个教师有备课笔记，7个教师全用练习讲义代替备课笔记。没有教案到讲台上“即时备课”，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集体备课时“一一说课”已经成为历史，作业只布置不批改已是常事，缀满评语的作文批改也是凤毛麟角，精致的板书简笔画已是明日黄花，“分步小结”“课堂总结”早已风光不再。学生状况更不堪言表。与20多年前相比，中学生语文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明显下降。就说作文吧，多数中学生不能写好一个人，还能记好一件事。议论文写作更是远不如前。2008年12月江苏举行全省第八届高中生作文大赛，要求以“没有问题的问题”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居然层层选拔上来的“作文高手”，好多人不会写议论文。这类令人痛心的现象还很多：不会记笔记，不懂常见应用文的行文格式，不会写汉语拼音，不会用标点，不习惯用工具书……
上述不良现象严重歪曲了语文课程的学科性质，妨碍了语文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误导了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造成了语文教育的重大混乱，影响了语文教学的质量与效果。在认识到当初陈钟梁提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之际，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以为，迫切需要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一）厘清“工具性”“科学性”“人文性”之间的关系
以前一些人以人文性攻击语文的工具性，企图以此来纠正语文教育里的诸多弊病，但很快就没有市场了。原因在哪？逻辑梳理混乱，匹配对象搞错了。“人文性”与“科学性”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它们分别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派生出来的，二者共存于某一事物体内并形之于外。“物理”与“人情”兼具相融，这个事物才是一个完满健全的。“工具性”同“目的性”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工具性”是指某一事物在它与诸多事物构成的链条或系统里，处于手段、桥梁和中介的地位，这一事物的存在价值是通过使其他事物更好的存在而体现出来的。这是一个事物处于某个关系链或某个系统里而拥有的相对性很强的事物的属性；改变一下链条长度或调整一下系统的要素数量和结构方式，这个具有“工具性”的事物可能就成了这个链条或系统的终极，成为“目的性”的了。一个具有完美“工具性”的事物，必须将“人文性”与“科学性”共同纳于体内并形之于外，才能充分展现其“工具性”，才在事物链条或系统里具有存在的价值。
“工具性”“目的性”与“科学性”“人文性”是一个二维结构；“工具性”中有“科学性”也有“人文性”，“目的性”中有“科学性”也有“人文性”。要讲融合，只能说“工具性”“目的性”相融合，“科学性”“人文性”相融合。换句话说，“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于语文的“工具性”之中，其工具性才是真正完满健全的；反之，其工具性则是残缺不健全的。如此认识运用于语文教学实践，就是充满人文性的科学训练与充满科学性的人文滋养的并存不分。而以往人们对“工具性”的指责有过激偏颇之嫌，“工具性”里内含的“人文性”不足是教学实践中出现的事实，但不能因此抛弃、排挤“工具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工具性”中增添“人文性”内涵，使之与存在于“工具性”体内的“科学性”相融。
联系到《语文课程标准》里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句话，看来需要改一改了。比如“工具性与目的性的融合，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厘清了这样的关系，恐怕就不会再出现“人文性”与“工具性”谁重谁轻的无谓之争了。
（二）建构“新人文主义”与“新科学主义”
作为人文性的上位概念“人文主义”，偏重人、主体、人生、主观、个体存在、自由意志、价值、直觉、体验、情感等；作为科学性的上位概念“科学主义”，则侧重物、客体、自然、客观、普遍规律、因果决定、知识、逻辑、实证、理性等。二者关注焦点的差异既显示出各自的长处和优势，也是其不足和缺憾之所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教育观各自的基本主张，都有符合教育规律与发展趋势的正确合理的一面，也有背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不足一面。而一方的不足，正是另一方的优势所在，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它们各自的片面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科学主义教育观重视教育的直接社会作用，但忽视了更为深刻的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责任。人文主义教育观注重人性的陶冶与完善，但有脱离客观物质世界和漠视人类对现实价值追求的倾向。所以，对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教育观，重视其一与忽视其一，都是片面的与错误的。因为这两个教育观本来就是教育发展中相辅相成与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只是由于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才导致它们不平衡发展与彼此割裂。所以，我们必须树立并坚持一个完整的，既包括人文主义教育目标又包括科学主义教育目标的教育目的观。只有完整的教育，才能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使人朝着符合人性的方向健康而全面的发展。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既应具备科学技术知识及其素养，也应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及其素养，这才是我国乃至全人类的整体目标。正如美国圣母大学校长郝斯柏所指出：完整的教育同时包括“学会做事”与“学会做人”两大部分。在他看来，“学会做事”必须接受科学教育，养成科学精神。“学会做人”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养成人文精神。
因此，从教育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来看，语文教育必须改变非此即彼的状况，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有机整合。当初陈钟梁提出的“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尽管形式上是非此即彼的选言判断式疑问，但是我们应该用彼此相容的联言判断来作答：“既是科学主义，也是人文主义”。即我们的语文教学既不属于单纯的科学主义，也不属于单纯的人文主义，而是二者的相关要素的和谐融合。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两者融合之后，尽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并非完全你我不分，应该各有侧重。否则，将会消弥各自的个性，陷入虚无模糊的境地，所谓融合的理念也难以落实到教学实践来。所以，两者在融合之后应该是有所侧重的，侧重科学主义的叫做“人文的科学主义”(humanistscientism)，侧重人文主义的叫做“科学的人文主义”(scientifichumanism)。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保持和光大人文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它所匮乏的科学要素和科学精神，所以又称之为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人文的科学主义，在发掘和弘扬科学主义的宝贵遗产的前提下吸收它所不足的仁爱情怀和人文精神；所以又称之为新科学主义(neo－scientism)。（见李醒民《中国科学哲学论丛》（总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至2000年9月版＞）
在实际教学中，无论遵循“科学的人文主义”，还是“人文的科学主义”，均应由具体情况决定，而不应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套套。“人文的科学主义”不会像单纯科学主义那样导致烦琐化与机械化，“科学的人文主义”也不会像单纯人文主义那样不注重基本能力的培养、基本知识的积累。针对前文所论述的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奴隶”这一弊端，应该增加一些人文关怀与民主意识，尽可能把学生朝着课堂学习主人方向引导。比如开始由老师“扶着走”：组织学生自主备课，自主选题，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提问，命制作业，课堂小结。这种自主学习，属于“人文的科学主义”；等到学生熟练掌握了自主学习的方法，教师作为“学习的首席“出现在学生之中时，则又属于“科学的人文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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