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生父之谜，源于吕不韦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邯郸献姬”。《史记》中绘声绘色的描述恐怕已经让后人深信不疑了：“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已掉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这能否成为秦始皇生父就是吕不韦的铁证？很显然，史书里除了这段小说般的文字外，再也找不出相呼应的证据。常识告诉我们：孤档和孤证难以置信。那么，到底是谁处心积虑地炮制了这么一个历史谜团呢？ 其实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这个动听的故事早已流传。秦灭六国的过程中使得不少豪门望族沦落，在强势的秦王朝面前他们无力回天，只能凭借渲染那个“邯郸献姬”的故事来发泄内心的愤懑，找到一种心理的平衡：既然你始皇帝都是外姓家的野种，那么秦实质上比六国先灭亡。这样的流言蜚语无疑让秦始皇深感不安，对吕不韦是莫大的威胁。随着秦始皇的暴政，这个“邯郸献姬”的故事越发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秦亡汉立至吕太后称制，吕氏家族把这个故事又从民间捡了回来，修剪一番后当成自己篡汉的潜台词：天下本就是我吕家的，是刘家老二耍无赖夺了去，我们吕家才是正宗的皇室血脉，掌控朝政甚至改朝换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想方设法地找到了吕后一门与吕不韦的宗族瓜葛——如果秦始皇是吕不韦的血脉，那当然秦始皇就是吕氏先祖了，这也改变了他们寒微的出身，拥有了皇亲的荣耀。 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个演绎得几乎天衣无缝的故事几乎将历史真相湮没了，往后发生的事情让这一历史戏说继续上演。在儒家思想成为主流的初期，大儒们的内心其实是脆弱的：秦时法家思想的惯性，加上汉初黄老思想的顽固，使得儒家思想总处在一种弱势地位。对法家思想和黄老思想进行清算，是儒家思想巩固地位所必需的。秦始皇用的是法家思想治国（并有大恶之举“焚书坑儒”），吕不韦虽然是杂家，但其主体思想却是黄老一脉（汉初的黄老思想更为繁盛）。即使是大儒，也不会拒绝这么一个可以一石二鸟的浪漫但有些离奇的故事的。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似乎也有难言之隐。一则因为秦始皇的“焚书”，使得关于这个故事的可以直接作为史料证据的文献难觅踪迹，他只能无奈地用没有史料支撑的所谓定论。二则关于秦始皇这样敏感人物的评价，只能按照当时汉皇帝的意志来做结论。即使是这样，司马迁还是有意留下了个破绽，也就是“至大期时生子政”。 “大期”为十二个月或者十个月，这显然与“姬自匿有身”相矛盾。文字洗练、逻辑严谨、数易其稿的史书，会患这样的低级错误？答案只有一个：司马迁对该故事心存疑义但又不敢明言。这给后人留下了争论的余地。 作为史家，在无法得到历史真相时充满了遗憾；那些政治集团根本不需要历史真相，是否有用是其取舍历史的唯一尺码；而无聊的文人和空虚的市井小民，他们更愿意有一个可以满足其猎奇心理的故事。所以，关于秦始皇生父究竟是谁，成了一个若隐若现、扑朔迷离的千古历史悬疑。 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探讨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大胆而简单幼稚的猜测：作为政治投机家，吕不韦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在一步步推进的，这个计划包括了“邯郸献姬”，还包括了献姬之外的事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史记》的相关记载。这是否把吕不韦神仙化甚至妖魔化了？要知道，再大胆的风险投资家也会有所顾虑，就是不能自掘坟墓。在无情帝王家和纲纪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是不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寻找亲生父亲的感人一幕的。 况且，无论吕不韦多么的聪明有胆略，他当时的身份也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商人而已。在他和异人（也就是后来的子楚）于赵国见面时，异人虽然是一个身为人质、遭受冷落的王子，但毕竟身份在那里——不是吕不韦要去拯救异人，而是想要得到异人的接纳以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当时的地位是一个王子与草民的关系，一旦异人即位，那么就是君臣关系。就是借吕不韦一千个胆子，他也不敢做“夷九族”的事情：或许赵姬的美貌和妖艳确实让异人难以抵御情欲之惑，吕不韦也因为难以推却而滑头地做了个顺水人情，他怎么会做出先播种后“献姬”这样与实现自己投机目标相悖的愚蠢事情来呢？赵姬在整个“献姬”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她不过是个容貌美艳、身材热辣、床第功夫了得、没有什么大企图的头脑简单的女人——纵观她前后的所作所为，无不证实了这一点。 两千多年关于这段故事的演绎已经够精彩的了，再进行猜想和假设未免显得有些多余。官场的权力争斗与宫闱的风流韵事，往往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也是不会多加思索的。多一个“邯郸献姬”的故事我们不会觉得唐突——我们需要留住这么一个活灵活现的权利与爱情的故事，但如果将故事当成历史，将假设当成真相，那是我们的无能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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