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的影响无疑是加重了企业借用美元债务的偿债负担，债务违约问题今年已经浮现，这一风险不可低估。由于能够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入美元债务的企业通常是规模较大、声誉较高的企业，这类企业倘若出问题，会波及一大批上下游相关企业。
其次是加重中国资本流动逆转压力。美元从降息转入加息周期，通常会在其它经济体制造资本流动逆转问题，其它经济体从此前的资本流入转为资本流出。这一逆转有时足以引爆规模可观的货币金融危机。
第三是进一步加剧中国输入性通货紧缩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源于资本外流，另一方面源于全球性流动性紧缩、供过于求导致的初级产品价格下行趋势。
第四是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化。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下行，成本和品位处于劣势的国产初级产品将越来越多地被低成本、高品位的进口资源所替代，在矿产品中，这一趋势尤为显著。相应地，经济对原料产业依赖度较高的东北、西北地区受到的冲击将持续。1990年代末以来，就总体而言，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出口贸易、GDP增长总体快于东部，这一趋势已经开始转变，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部地区和西南的重庆、四川将因商业环境和承接产业转移优势而保持全国最高增长速度，而西部、东北增速将垫底，尤其是一些西北地区。
第五是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区域分布。新世纪前10年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占比上升；但自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阴影开始出现的2012年起，这种趋势就开始逆转，原因是发达国家复苏日趋稳固，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因为退出量化宽松预期而出现震荡。今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12.71万亿元，同比下降2.2%；对美出口2.32万亿元，增长5%。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外贸出口中美欧发达国家占比将趋向上升，新兴市场占比趋向下降。
第六是海外债权资产的风险可能上升。这部分是因为一些新兴市场客户的应收账款可能成为坏账，更需要重视的是我国金融机构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风险可能正在快速膨胀。特别是一部分对外贷款是以东道国自然资源为抵押发放的，在2002-2011年的初级产品牛市中，这一模式运行结果堪称中国与东道国双赢，但在初级产品熊市期间，情况就会逆转。
第七，此次美联储加息还会加快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变动，进而改变中国经济中内向部门与外向部门的相对地位。1990年代以来，外汇占款迅速成长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这一格局使得外向部门充分享受了汇率制度的利益，而内向部门承担了更多冲销政策的成本。我国外经贸企业、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表现相对优于内向型企业和地区，与单一钉住美元制度和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导致的“分配效应”未尝没有关系。在资本流动逆转、外汇储备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上述分配效应可能也会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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