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史诗产生的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①]时代，恩格斯称之为“英雄时代”[②]。这一时期，社会是以氏族和部落为基本单位，人类也已站在文明的门槛之上。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私有制逐渐产生，氏族和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时，人类对自然力的崇拜让位于对氏族祖先和本部落英雄人物的崇拜。这些英雄人物成为史诗的主人公，他们的功绩，构成史诗的主要内容。严格说来，史诗中的最高统帅，不是国王和君主，他往往是部落军事联盟的统帅。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勇士的统帅”亚加米农，并不是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出现的，这是战争的需要。战争的胜利品由全体人民来分配，这就是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说：“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③]。随着财产积累，发生阶级差别，部落战争开始变为对财产和奴隶的抢劫和掠夺,“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扬和崇敬”[④]。这就是国家产生前的社会状况，也是英雄史诗产生的广阔背景。
史诗产生于造就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学(民间的口头创作)也伴随着社会一同向前发展。这一发展，也为史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各民族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民族起源和迁徙诗歌，融进史诗的内容之中，变为史诗的开端。比如一般史诗从英雄诞生开始。民族诗歌体裁的发展，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为史诗的创作也作好充分的准备，所以史诗的产生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学成熟期的到来。
关于史诗的分类，有些著作分为创世史诗(或古老史诗、原始性史诗)和英雄史诗[⑤]，这种分类是否恰当，有待讨论。创世史诗或创世纪，严格说来不属于史诗范畴，而属于神话范畴。前面讲到各民族的英雄神话，民族族源神话，民族迁徙神话，它们确曾起过神话与史诗的纽带作用。在各民族的创世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创世纪和后世的英雄史诗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即创世纪中的英雄，神性超过人性，在创作上幻想代替了现实。
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古代的游牧民族中，英雄史诗特别发达，有些形成了发达的史诗群。号称中国三大英雄史诗的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瞩目。此外，如蒙古族的《智勇王子希热图》，《红色勇士谷诺干》、维吾尔族的《乌古斯传》、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等等，也都是著名的英雄史诗。它们和长篇英雄史诗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划时代的意义。英雄史诗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产生和流传，并不是文学史上出现的偶然现象，它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就是它以长篇的韵文体制，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以它绚丽多彩的作品，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宝库，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史诗的空白，同时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史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了独特的艺术画廊，不愧为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只是在口头流传，或以各种手抄本的形式展转传播。作为各民族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并没引起中国一些文学史家们的注意。和国外对于英雄史诗的研究相比，我们对史诗的研究尚处于启蒙阶段，和国内对于外国英雄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如对荷马史诗、印度史诗等的介绍和研究相比，也有着很大差距。比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谁也不否认它在中国以及世界英雄史诗中的桂冠地位。它的产生时代目前无定论，有说产生于十—世纪，有说产生于十三世纪，也有说产生于十四、五世纪。实际上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比学者们争论的时代要早得多。从史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它无疑产生在藏族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那种部落纷争、战争频繁的年代里。最初可能是一些歌颂格萨尔的短篇史诗。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才演变发展成现在所具有的庞大体制和规模。这种规模究竟有多大，未见全貌。一般说法，整个史诗有六十多部，一百二十多万诗行。它的流传简直成了一个迷。目前发现的不仅有藏文本，而且有蒙文本。“藏文本流传在广大的藏族居住地区，也流传在土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尼泊尔、不丹、拉达克几个国外地区。蒙文本流传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居住地区，在国外流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等地区”[⑥]。这部史诗早就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法文、英文，德文、印度文的部分翻译本，成为国外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的珍贵资料。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1776年)俄国的旅行家帕拉莱斯，就曾在俄国出版过他的《格萨尔的故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1839年)，俄国的斯英迪特在彼得堡印行蒙文《格萨尔王传》，并译成德文出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的郭增对《格萨尔王传》的人民性艺术性进行评论，并译出七章蒙文本的《格萨尔故事》。1902年，法国的弗兰克从西藏搜集了藏文手抄本《格萨尔王传》，并于1905年在印度出版了藏英对照本《格萨尔王本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德维尼尔女士，十八岁时到青海地区，拜藏族永格登为义父，记录了藏族艺人说唱的一部分《格萨尔王传》，后译成法文，1931年在巴黎出版。另外法国学者石泰安也曾到中国四川藏族地区搜集《格萨尔王传》，1956年在巴黎出版了《林土司本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又写成《格萨尔王传研究》一书[⑦]。这说明《格萨尔王传》实具有世界影响。相形之下，我们对这部史诗的研究远远落在外国学者后边。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同《格萨尔王传》的情况相似。这部史诗共八部，二十多万诗行，在柯尔克孜地区广泛流传，“玛纳斯奇”(专门演唱玛纳斯的民间艺人)朱素甫·玛玛依能演唱全部史诗，他是活着的荷马，对柯尔克孜族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这部史诗已记录完备，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艰巨的研究任务。蒙古族长篇史诗《江格尔》，主要流行于西蒙古，即新疆的阿尔泰山区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蒙古族聚居区，即卫拉特蒙古族之中。目前已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在卫拉特蒙古族中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异文。
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如此浩繁，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它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需要一支庞大的队伍。只靠少数人无法弄清这笔遗产的蕴藏情况，无法清理现存的文献资料，也无法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民间文艺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的话，对史诗的研究尤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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