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陆上丝路还是海上的丝路，都与水运和海洋有关，与依水而居的人类的科技发明密不可分。
人类历史，按生产工具的性质被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磨制石器，即先将石头打制成一件毛坯然后再用另一石头雕琢至磨光，石头便成了石器。新石器的出现，使制造工具和别种器物有了可能。新石器时代约出现在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前。
我国水运的形成和发展，当始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及相互联系充分说明了这点。那么水运，当无疑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和交换了。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多以游居采集为生，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却已经能够从事生产了。就已发现的古遗址来看，多近于江河湖泊。浙江河姆渡就发现了7000年前的木桨，并伴出有大量鱼骨；陕西宝鸡出土的舟型壶上还绘有渔网；浙江钱山漾发现的木桨，还伴出有鱼篓。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海贝。而洮河流域并不产贝，显系来自悬远之处。人类的繁衍生存离不开水，除饮用外就是用作交通了。一苇之航自比徒步翻山越岭更易，这就是为什么古人类文化遗址总是在河流沿岸和近水地方的原故。
同其他交通工具一样，船舶也是承载人和物的运载工具，只是它是在水上作业，其本身也是一件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具。舟船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但由于历史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制约，舟船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时间不尽相同，但大都是在新石器时代。制造舟船必须要有相应的工具。历史证明：劳动工具越先进，制造出来的船舶型体和性能也就随之越大越强。也就是说船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
当然，行船离不开水。水是这一工具的必要条件。
我国是一个江河湖海兼备的国家，自古水运条件优越。在距今11000年到7500年前，当地质历史进入第四纪全新世时，由于地球在冰后期的气候变暖，海平面回升，海水西浸数百公里。以后随着黄河、长江等河流东向的泥沙冲积，海岸线又逐渐东移，直到距今6000年前，便呈现出略似海岸线的状态。人类的水运就是在先于这一时期的水域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丝路文化也就缘此而生。——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1977年，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出土了五支木桨。其中：一支残长62.4厘米，残宽10.8厘米；另一支残长92厘米，残宽9厘米。经测定同层（第四层）木炭，五支木桨的距今年代为6960+-90年，属于母系氏族社会遗物。伴出的还有近百种动植物和带有榫卯及企口板结构的房屋建筑所用的木料遗存，还有炭化稻粒。这证明渔猎和采集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姚江从遗址的西南部流过，南为四明山，与河姆渡隔江相望。遗址海拔3—4米，在古代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出土木桨的桨叶与桨柄结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纹图饰。由此推断：如此精工雕刻的木桨，决非最原始的。原始木桨的出现，当会更早，可能在8000年前左右。无独有偶，在2003年，在杭州萧山竟真的就出土了8000年前的独木舟。这当然是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这意味着，中国水运历史要从7000年提前到8000年前。
在没有舟船之前，人们只能在水边捕鱼，有了舟船便可以剥开迷雾驶进汪洋到深水中渔猎。尽管至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独木舟还较少，但却出土了许多舟型陶器。陕西宝鸡发现了一件彩陶壶其形如船，上面绘有展开的渔网纹。这当是古人以船涉水渔猎的有力物证。能将一件生活用品升华为艺术品，足见古人对舟船的一往情深。母系氏族社会，渔猎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活方式。近年，山东胶县又出土了距今5000年前、产于远海的蓝点马鲛和鳓鱼等骨骼及鱼鳞。既是远海，当非舟船所莫能为也 。在丹东东沟县马家店乡后洼滨海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有仿舟陶器，距今时间为6000年前。1976年，在大连沿海的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有仿舟陶器，平底艏部突起尾部齐平，首尾微翘，两舷成弧型。同时还伴出有骨鱼钩、骨鱼叉、重达两公斤的石网坠及大量的鱼骨和鲸鱼的第一颈椎骨，年代距今为5000年左右。此前，在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出土了杯底舟型器。在依河面海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也发现有鲸鱼和鲨鱼骨及喜欢在滨海生活的鲻鱼和裸顶鲷遗骸。著名的太平洋黑潮暖流进入东海后，便分成了两大支流。其中一支就是台湾暖流。它在舟山群岛附近与长江径流所形成的岸流交汇，这便是著名的舟山渔场。哪儿离河姆渡并不遥远，遗址出土的海鱼骨骸就有可能来自浩瀚的舟山海域。1976年，在试掘的舟山本岛十字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果然就出土了大量具有河姆渡第二文化层类型特征的陶器。凡此均已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开始进入远洋深海从事渔猎（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长江上游江水流经的路线与今天大体相似。大溪文化遗址即分布在上游南岸。中游两岸也有屈家岭等文化遗址的发现。今武昌、汉阳等地也发现了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说明当时长江两岸的人群十分密集。1973年，湖北宜都红花套出土了距今5600多年的陶船，表明巴人先祖在那里定居过。该船可能是方艏、方艉平底式独木舟的仿制品。《世本》就记有巴人廪君种驾土船胜败定君长的故事。足见巴人对水运的依赖和重视。
距今五六千年前，长江下游的氏族部落已开始从事农耕并普遍使用舟楫进行渔猎活动。玉、石、木、竹等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太湖形成后，由于有那么多河流交汇自然给时人开辟了新的渔猎水域。距今4700余年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了一只青枫木木桨，翼叶呈长条形，长96.5厘米；宽19厘米；柄长87 厘米，翼长柄短，与今桨相比，桨肩显得平直，显系独木舟所用。这种木桨在杭州水田畈等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也有所发现，与河姆渡遗址早期的木桨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伴出的还有鱼篓、石网坠等捕鱼器物，这显然是当年人们从事渔猎活动的遗存。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等地的良渚居民，已乘坐渔船到遥远的水域捕捞。舟楫之便，不仅扩大了渔猎空间，而且也促成了同邻族部落之间的交流。
1991年2月，在泉州举行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讨论会上，根据各国学者提供的最新考古报告证明：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海上航行，与地中海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仅仅是以海上航行为标志来认识海洋文化起源的。其实，海洋文化产生的根本条件，是源于人和水和海洋的接触。在没有舟楫之前，傍河面海的山顶洞人、大汶口人、河姆渡人，在渔猎劳动中就已经创造了海洋文化。这是因为从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中，发现有“穿孔的海蚶壳三个，孔是在石头上磨出的，长期佩带，边缘已磨的很光滑，只有一部分还保留着原来的锯齿状”。尽管这些器物还如此的原始粗糙，但毕竟是当时人们有意制作的海洋工艺品，是人类劳动与智慧的结晶。
位于渤海中的山东长岛县，更是海洋文化的摇篮。这里出土了从旧石器到铁器时代一系列的文化遗存。其中，仅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33处。在黑山北庄遗址中发现了两座四五十人的合葬墓，有一座居然是以海螺铺身，显为古代的海洋葬俗。出土的彩陶以红衣黑彩的波浪形纹为主，当也与水居有关。更有大量的贝壳和鱼骨。凡此，无不反映出当时具有着显著海洋文化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渔猎活动的情状。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彼此浸润。陆上的火与石斧创造出了水上的舟船。同样，航海活动与水运也推动了天文技术以及力学、材料力学、动力学等一系列相关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并进而确立了新的科学与技术体系。独木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能力和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开辟了一个崭新纪元；人类从此而拥有了海洋，从此进入了水陆文化交融的文明时代。中华文明就是由大陆和海洋两种文化融合而成的。（李二和《舟船的起源》）
丝路文化也正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