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胡服骑射不单是一个军事改革措施，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移风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对传统观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难外，朝廷内的抵触情绪也很大。以公子成、赵文、赵造、周绍等人为代表的贵族官僚，抱着“循法无过，修礼无邪”的传统观念，拒绝胡服骑射。他们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群臣也都不愿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时，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赵武灵王变胡服是出于骑射的客观要求，但事实上，胡服不仅只适应于作战的需要，它比中原原来的衣冠更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从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当时楚、齐两国已有人效法外，汉代即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后来一般百姓，甚至妇女、儿童也逐渐穿上胡服。胡服的优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
赵武灵王倡导的习骑射对于此后中国的战争与交通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与交通皆用马车，马只是驾车的，不作为骑乘。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曲礼上》疏云：“古人不骑马，故经但记正典无言骑者。今言骑着，当是周末时礼。”赵武灵王推行的习骑射，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由车战的时代进入骑战时代，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随着骑射的发展，马便逐渐用于骑乘，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各地间，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我们可以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族与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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