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一生是怎样的呢?

如题所述

席勒(1759~1805),原名约翰·克里斯托弗·弗利德里希·席勒,是18世纪德国的杰出诗人和戏剧家。他与歌德一起把德国的古典文学推向高峰,为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席勒出生于符腾堡公国的马尔巴赫城,父亲是医生,做过小军官,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1773年,13岁的席勒被强行送进了人称“奴隶养成所”的军事学院,先后学习了法律和医学。在这里度过的八年囚徒式的生活,养成了他对专制统治的憎恨和对自由的渴望。

席勒通过一位教师接受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莎士比亚、卢梭的作品,也读普鲁塔克的作品,更热衷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具有狂飙突进精神的当代德国作品。就在此时,他开始秘密地写诗、写剧本。

1780年,席勒毕业于军事学院,在斯图加特做军医。1781年,他自费出版了剧本《强盗》。次年,该剧在曼海姆剧院上演。席勒未经公爵允许就越境去那里观看,为此而被关进禁闭所,被剥夺了写剧本的权利。席勒不能忍受这种迫害,1782年9月即与一友人逃离斯图加特。此后,他在曼海姆、法兰克福、莱比锡等地流浪,靠朋友接济而生活。1787年去魏玛,不久定居在那里。在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诗歌,发表了他青年时期最好的剧本《阴谋与爱情》(1782年),此外还有《斐哀斯柯》(1783年)、《堂·卡洛斯》(1787年)等。

在“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时期席勒的创作充满着反暴政、争自由的革命精神。处女作《强盗》就是一部反封建反专制的杰作。主人公卡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因弟弟弗朗兹的离间而被父亲逐出家庭。离家后他到波希米亚一带入伙为盗,被选为首领。当弗朗兹毒害老父、强占他未婚妻爱米丽亚时,卡尔救出了他们。爱米丽亚劝他脱离盗群,重新生活,但受到众盗的反对。卡尔遂杀了未婚妻,去官府自首。卡尔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进步青年的形象。他仇恨暴政,蔑视法律,同情被压迫人民,而且想要改造社会,在德国建立一个共和国,“让罗马和斯巴达与之相比都不过是尼姑庵”。他参加盗群,用恐怖手段对统治者进行复仇。当然,他的个人反抗并没有什么成果,最后屈从于他一向蔑视的法律。尽管如此,全剧的反暴政倾向是非常鲜明的。剧本的第一版引用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忒斯的话“药治不了的,要用铁;铁治不了的,要用火”作为题词,第二版的扉页上,又添上“打倒暴虐者!”的铭语,更突出了剧本向专制统治展开暴力斗争的思想。所以恩格斯称赞它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

《强盗》的演出获得成功,观众对它报以狂热的欢迎。据记载,演出时整个剧场欢声雷动,观众们瞪着眼、握紧拳、顿足踏地,互相拥抱。“剧场活象一座疯人院”。

《斐哀斯柯》是席勒的第一部历史剧,描写十六世纪热那亚共和主义者反暴斗争的故事。由于剧中所写的反专制斗争的领导者是个阴谋家,因而使人对斗争的胜利和前途感到失望。但全剧的反专制的倾向是非常强烈的。剧中包含有群众场面和紧张的戏剧冲突,这都是后来席勒历史剧所具有的一些特色。

《堂·卡洛斯》以16世纪尼德兰解放运动为背景,写西班牙宫廷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这是席勒青年时期的最后一个剧本。剧中仍然回响着反对专制、渴望自由的基调。但是主要人物波沙把自由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妥协的倾向已很明显。它标志着席勒从“狂飙突进”向“古典”主义的过渡。

8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逐渐衰落,席勒的反叛精神也逐渐衰退,而且中断了文学创作活动,转为研究历史和哲学。从1785年到1794年,他写过《尼德兰独立史》(1788年)、《三十年战争史》(1791~1793)等著作。其间还担任过耶那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席勒曾给以热烈的欢迎。他的《强盗》在巴黎上演,他本人被法国人民推选为共和国的名誉公民。但是,雅各宾党专政后,他被革命暴力所吓倒,变成了革命的反对者,甚至表示要在路易十六受审时为之辩护。与此同时,他钻进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热衷于美学。席勒的美学思想是他回避现实斗争,害怕暴力革命,而从精神领域去寻求社会出路的结果,即主张“通过美来达到自由”。他认为暴力手段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审美教育才能恢复人性的和谐统一,实现内心的自由,从而达到理想的和谐的社会。这就是他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年)中所表现的主导思想。

1794年,席勒与歌德订交,从此开始了他的生活与创作的新时期。他们二人的思想方式很不相同,但是他们发现这种相异不但不妨碍他们对问题作出共同的结论,而且能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正如席勒1794年9月1日给克尔耐尔的信中所说:“我们关于不同问题的思想竟意想不到的一致,这种一致因为确实出之于观点上的截然不同就尤为饶有兴趣。每一个人都能给予另一个人所缺少的,接受另一个人所给予的。”

法国大革命后,德国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流派。许多浪漫派作家害怕革命而缅怀过去,从中古时代去寻找理想境界。席勒与歌德虽然同样对革命感到恐惧和失望,但是他们都不满这种向后看的浪漫主义。他们把古代的艺术与近代的(主要是浪漫派的)艺术相互比较,探讨文学健康发展的道路。席勒的最重要的美学著作《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年)就是这种探讨的产物。

他认为:在古代,在人与自然统一、人的内心和谐的条件下,产生了素朴的诗;近代的诗是在失去了这种和谐与统一的条件下产生的,诗人追怀已经失去的自然,表现理想,因而是一种感伤的诗,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后者是“理想主义”的,他褒扬前者而贬责后者,也就是否定当时的浪漫主义。然而,他认为真正理想的诗应该是二者的结合。

因此,在总的见解上,他与歌德趋向一致。他们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理想的艺术应当描写通过理性而重新取得和谐的具有完整的人性的人。这也就是他们都走向“古典”主义的原因。

与歌德的亲密交往,使席勒摆脱了康德的唯心主义。歌德的从感性出发的、重实际的思想方式帮助他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他在1794年8月23日那封著名的给歌德的信中说:“最近和您的一些谈话使我整个思想都活跃起来了。我缺乏客体,缺乏实体,思辨的观念太多了,而您给了我启示。”在歌德的鼓励下,席勒又恢复了文学创作的激情,出现了他的创作的又一丰产时期。

1798年,他们俩合作写了大量的警句诗——《馈赠》。次年又大写叙事谣曲。席勒的著名叙事诗《潜水者》、《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去铁匠铺的路上》、《伊比库斯的鹤》等都是这一时期所写。在席勒创作中,除了戏剧以外,这些作品占有最主要的地位。

席勒后期创作的主要成就是戏剧。他从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转折关头选取题材,写了一系列历史剧,也翻译和改写了莎士比亚、拉辛、莱辛、歌德等人的作品。人民群众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进行的伟大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席勒作品的中心主题。在创作方法上他更多地靠近歌德,倾向于现实主义。1793年开始写作的历史剧《华伦斯坦》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

《华伦斯坦》是席勒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花了7年时间(1793~1799)完成的一部规模宏伟的历史剧,取材于德国30年战争史,共分3部(《华伦斯坦的军营》、《皮柯洛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

华伦斯坦是当时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皇军的统帅,有统一德国的愿望,但是他有个人野心,迷信星象,又采取了勾结外敌的错误政策,最后众叛亲离,被人谋杀。剧本忠实于历史事实,描写华伦斯坦从深孚众望到身败名裂的全部过程,力图以现实主义的原则来塑造华伦斯坦的形象,同时展开了广阔的时代背景的描写:战争的破坏,人民的灾难,奥地利与瑞士的矛盾,皇帝与诸侯的矛盾。

通过这出历史悲剧,席勒写出了德国人民的统一愿望,也写出了当时德国没有出现足以实现这一愿望的力量。作品中唯一的正面人物麦克司是席勒虚构的人物,他对华伦斯坦的忠诚和绝望,更增加了剧本的悲剧性。剧本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席勒在这一时期还写了取材于16世纪英国史的《玛丽·斯图亚特》(1801年)、取材于英法百年战争史的《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取材于14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史实的《威廉·退尔》(1804年)等。

《奥尔良的姑娘》写法国民族女英雄贞德的故事。剧本的爱国精神对1813~1815年的德国解放战争起过积极作用,因而被称为解放战争的前奏曲。

《威廉·退尔》是席勒的最后一部剧作,也是他后期创作中最好的作品。威廉·退尔原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歌德在瑞士旅行时听到这一传说,本想用它来写一篇诗歌,后来他把这故事告诉了席勒。席勒巧妙地把它和十四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异族侵略者的斗争历史糅合在一起,写成了一部歌颂民族解放斗争的史诗剧。

剧中描写了瑞士的湖光山色和勤劳淳朴的劳动人民,谴责了奥地利统治者的暴行。残暴的总督滥施淫威,侮辱妇女,强迫人民去建造堡垒,命令瑞士人民向挂在高杆上的总督帽子行礼,瑞士人民不能忍受这种压迫,秘密地组织联盟,酝酿起义。他们抛弃了对皇帝的幻想,决心团结一致,自己来争取自由。他们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祸福与共,生死相同”的誓言,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威廉·退尔是一个传奇性的神箭手。他正直、勇敢,痛恨暴虐的异族统治,忘我地帮助被压迫的同胞。他曾在惊涛骇浪中驾驶渡船,帮助一个敢于反抗总督的同胞逃出虎口。但是,在瑞士人民联合起来准备起义的时候,他却对奥地利统治者抱有幻想而游离在外。他认为在统治者的暴行面前保持缄默,他们就不会胡作非为。后来,他因未向总督的帽子行礼而受到非难。总督命他射击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他忍辱从命,总督仍将他逮捕。人民的怒火就此燃烧,起义爆发。退尔也机智地逃出魔掌,射死总督。起义的人民解放了自己的家乡。

剧本歌颂了人民的力量。退尔的形象说明了人民不甘压迫,奋起反抗的道理,描写了人民觉醒的道路。剧本中还描写了贵族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如何认识人民的力量而参加起义的情节。

剧中人物众多而形象鲜明。威廉·退尔的性格变化被席勒以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得细致而真实。剧本对瑞士自然风光的描绘和抒情性场面的穿插,更加强了作品的爱国主义感情。

这部作品发表在拿破仑入侵德国之时,它反映了德国人民正在高涨的爱国情绪,鼓舞了人民的解放斗争。

席勒因长期生活困难而体衰多病,但他仍长期坚持写作。1805年5月9日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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