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二”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早有论述。宋代的张载论述过“一物两体”，清代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在他所著的《东西均》里，已明确地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命题。王夫之在“一”、“两”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一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辩证命题，发展了古代哲学的对立统一思想。他说：“一气之中，二端既肇”（《张子正蒙注》卷一），亦即一中有二的意思。在他看来，元气本身就包含着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二气之动，交感而生”，由此形成万物万象。这就是说，统一物分成两个对立面，这“两端”是“相对立”。“相为仇”的（《周易内传》卷五上），又是“相峙以并立”的以周易内传》卷一）。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分一为二”的命题。也就是有一则为两，“如水惟一体，则寒可为冰，热可为汤，于冰汤之异，足知水之常体。”又如“昼夜分两端，而天之运行一”（《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所谓“一”，指矛盾双方的“相合以成”。他说“无有阴而无阳，无有阳而无阴，两相倚（yǐ，靠着；依靠）而不离也。”（《周易内传》卷五上）这是矛盾对立的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互相依存，不可分割，“自其合则一”的意思（《思问内篇》）。他又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合二以一”的命题，说明对立双方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之中。
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有其独到之处的。王夫之以此分析了动静和变化日新论。他认为事物与运动不可分，事物的开头就是运动：“不动则不生，由屈而伸，动之机（机能）为生之始”（《张子正蒙注·太易篇》）。而且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思问录内篇》）这是“太虚本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动与静好比门之开合，开可谓动，合可为静。但开合均是动的表现，说明静止只是运动的一种形态，绝对的静止是没有的。他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张子正蒙注·诚明篇》）又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合动，动也含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思问录外篇》）这就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主静论了。他举例说，水总是水，然而现在的水已不同于古代的水，火总是火，然而昨天的火不同于今天的火。由此及彼，可以推知远离我们的日月也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的变化观。因此，更新。发展，是运动的趋势。好像婴儿长大了不会复幼，雕刻好的玉器再不能恢复天然的状态一样。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推故而别致其新。”（《周易外传》）王夫之认为，由于事物不断地“推故致新，”整个宇宙就充满生气，旧事物消亡，新事物诞生。这就划清了辩证法与循环论的原则界限。这种变化日新的发展观十分可贵。
王夫之的历史局限性主要在于：看到对立面的相对性时（认为“天尊于上”、“地卑于下”，并非绝对，因为天气也能转入地下，地气也能上升天际），片面地夸大了矛盾统一性的作用，他一方面重视斗争，认为“必相反为仇”（《张子正蒙注》卷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相反有仇则恶，和而解则爱”（《宋论》卷八）。并认为对立面斗争的结局只能是“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张子正蒙·太和》）。这就导致了矛盾调和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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