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和失败原因

简述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和失败原因

  一、维新派与守旧势力矛盾的不断激化
  1.维新派与慈禧矛盾的不断激化
  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变法因此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变法就没有成功的希望。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同情和支持。
  与地方守旧势力的利益冲突
  当然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达。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及至19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真正启动之时,清政府却处于江河日下的政治衰败之中,已无从扮演领导现代化的轴心角色。”【2】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由于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政府的威望已经迅速式微,长期的内外紧急形势,迫使军政财政大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最终导致权威失落、地方割据、社会失序的大动乱局面。各省拥有实权的地方势力,各行其是,已基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全国名为统一,实为一盘散沙。政治上如此的衰败,致使清廷想调集全国力量,共赴国家大事,推进现代化时,已经表现出相当的无所作为。
  二、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三、维新派内部的分裂
  1.洋务与维新从蜜月到走向陌路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2.改革阵营内部党同伐异,危机重重
  在改良派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与成败。
  改良派之所以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重要分子最初只是凭思想倾向相同结合在一起,当遇到具体的变法事宜和阻力时,内部成员本身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意见的不统一,分裂于是成为了一种必然。康有为反对开议院、行宪法的主张,暴露了他们在变法政治纲领上有矛盾、分歧。
  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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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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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内容
1.政治方面:告诫廷臣舍旧图新,力行新政,鼓励官绅市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谕令各省督抚举荐通达时务的新政人才;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准许自谋生计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编辑本段]失败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维新派内部的分裂
1.洋务与维新从蜜月到走向陌路
从公车上书到诏定国是,是维新运动初步发展的阶段。运动开始时,因为改革的主张一致或者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互相联络,互通声气,推动了变法活动的展开。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把维新派当成本门中的后起之秀,互相提携。这一点,在张之洞与康、梁的交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895年11月,康有为等建上海强学会,到南京拜访了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康有为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十分融洽。张之洞回湖广总督任上,梁启超又去拜访,张之洞“撇下诸客延见”,大有相见恨晚之势。他先是自己出面,后又通过幕僚,劝留梁启超出任时务院长、并充当他的高级智囊,语气殷勤。梁启超最后虽婉言辞决,但深受感动,表示要对张之洞执弟子之礼,并称赞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西学,深见本源者,则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尤莫吾师若。”【8】另一位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也与梁启超同感:“今之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略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际者,要惟张香帅一人。”【9】
对于维新派出面倡导的活动,洋务派大都抱支持的态度。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发起强学会,这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团体,但参加者多数是洋务派官员。洋务大员张之洞、刘坤一捐资支持,并在会中列籍。
又如上海强学会是在张之洞的支持、赞助下建立的。当康有为劝说张之洞时,张之洞“颇以自任”,大力赞成,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赴上海协助,还捐银1500两作会费。由于张之洞的表率,其他一些洋务官员也纷纷解囊。由康有为执笔的上海强学会“序”,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参加上海强学会的人物,几乎都与张之洞有关系。
湖南新政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地方上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洋务派合作的结果。湖南诸新政的举办,得到了洋务派官员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大力支持。1897年,陈宝箴支持建立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教习,熊希龄为提调,宣传新学、鼓吹变法,成为湖南新政的一个核心机关。此后,谭嗣同、唐才常诸人又在陈宝箴的支持下创办南学会、《湘报》。陈宝箴、黄遵宪诸人还在湖南推行其他一些改革,如兴办矿业、电报、轮船;仿造西方警察制度创办保卫局;开办新式学堂等等,使新政渐具规模。梁启超后来回忆说:“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私立学府纷纷并起,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10】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学会、学堂、报刊等等新政宣传、组织机关,大都有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予,有些就是洋务派创办的。这些活动扩大了维新变法的声势,集中了维新的社会力量,为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创造了条件。离开洋务派的支持和参予,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的。
但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抓住与洋务派亲密合作的时机进一步达成对变法的共识,反而在帝党人物的影响下,对洋务派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指责、排斥。最明显的例子是李鸿章当时也表示要捐资给强学会,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指责和抵制,最后不得不作罢。李鸿章虽然当时的名声很差,但仍拥有实权,且在朝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李鸿章在对待变法是持欢迎态度的,这从他的一系列活动中都可以看出来。如在京师大学堂创办活动中,他出力甚多。百日维新中,裁撤冗衙一事阻力很大,李鸿章时在总理衙门,他引经据典,制定了并裁的方案,使之得以实行。虽然被维新派拒绝加入其阵营,但李鸿章对康有为等人的作为颇为赞许,据时人记载:“(李鸿章)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11】即使在戊戌政变后,他仍直言“捕新党之谬”,当西太后说有人告他是新党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新党,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12】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获罪的徐致靖,安排张元济到上海落脚。就是这样一位对维新运动予以很大支持和帮助的老权臣,仅仅是嫌弃他名声太臭,而始终拒绝其加入变法阵营,这不仅使维新派最终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极力支持,也在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态度上产生了分裂,以李鸿章、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洋务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开始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这虽有利于变法的开始兴起,但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维新派与顽固派矛盾越来越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情况下,这批观望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显然不可能对自命清高的维新派予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维新运动此时要想成功显得更举步维艰。
而另一方面,随着运动的深入,维新派的书生意气与张之洞等维新派阵营中务实重利的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
康有为等维新派从理想出发,他们多重终极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如1989年1月24日总理衙门奉命传康有为问话,询问有关变法事宜,康有为提出“首变官制”。变法前后他们也不时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议和主张,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要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处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其政治方面的稚嫩暴露无疑。
而以张之洞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多是封疆大吏,身居要职,深谙官场之道,比起激进的维新派来说,他们主张从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入手,一点一滴的基础上做起,注重处理与现有社会体制的关系,力争减少阻力,在现有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变法。应该说,洋务派的见解和看法是符合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而且可以减少来自顽固势力的阻挠,但维新派并没有把洋务派思想的这些可取的方面融入到自己的变法思想中来,使两种主张不仅没有能够由最初的联盟而走向完全的统一,反而很快对立和冲突起来。
这种对立和冲突首先表现为围绕着《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等而展开的学术理论上的争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将孔子断为改制先驱,六经为孔子改制所假托,即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这引起了洋务派的一致反对。孙家鼐批评《孔子改制考》等书,“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煽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他请光绪明降谕旨,将康有为著作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亟令删除”。大吏中思想最开放的陈宝箴也奏请光绪,为厘正学术,造就人才,命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销毁。张之洞的批评尤为激烈,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说,今文经学本为西汉时“曲学阿世”之徒所伪造;“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特别提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即把康有为归为乱臣贼子一流。
其实,今古文经学之争本为学术之争,康有为却用今文经学宣传其政治思想,姑且不去论这种方式对变法成败的利弊究竟哪个大,单就处理与洋务派的关系这一方面来看,也是得不偿失的,超出了学术范围而上升到政治高度,自然会让本质上是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显得十分难受,然而维新派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没有达成与洋务派的互解,在自己羽翼未满的之时暂时作出一定的让步,尽量回缩自己立宪的立场,与洋务派达成共识以推动变法的继续深入,反而进一步把这种争论提升到社会领域展开激烈的争论和交锋,不久又进一步发展为实际变法过程中的人事对立和冲突,两派的误会随着变法的深入越来越深,最终积厚难返,走向分裂。
从改革的同盟军最终变成改革的陌路人甚至敌人(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立即上书,请重惩维新派,并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交涉,试图引渡逃亡日本的康、梁等人),不能说,责任全都在维新派一边,但在自己势单力孤的情况下,适当的收回一些原则和立场,取得改革同盟中实力派的支持,采取迂回战术,放眼将来,静静的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争取变法最终的胜利才不失为维新派的上策。这或许也可以当今改革者提供一点警醒和借鉴,在维护改革阵营内部的团结问题上,切不能像维新派一样意气用事、率性而为,最终影响到整个改革的大局。
2.改革阵营内部党同伐异,危机重重
在改良派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矛盾,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与成败。
改良派之所以始终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重要分子最初只是凭思想倾向相同结合在一起,当遇到具体的变法事宜和阻力时,内部成员本身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意见的不统一,分裂于是成为了一种必然。康有为反对开议院、行宪法的主张,暴露了他们在变法政治纲领上有矛盾、分歧。
谭嗣同、林旭站在激进的一翼,主张开议院、行宪法,康有为记载说:“于时,复生等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议请开懋勤殿”。谭嗣同、林旭主张开议院,是在他们参予新政事宜,取得起草上谕的权力以后,不过言论没有留下来。就谭嗣同来说,他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在《仁学》中讲了不少,也很尖锐。例如他认为孔子学说的本意,是“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世界上最初本无所谓君臣,都是民,因为要有人办事,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等等,当他谈到“共举之君”的时候,所描写的,与其说是立宪政体的君主,不如说更像资产阶级共和国民选的总统。在讨论是否开议会、行宪法时,谭嗣同这方面的思想难免有所表露,坚持只能开制度局的康有为必然强烈反对。
他们之间的政治纲领上的分歧,使康有为以至忍不住在背后对谭嗣同、林旭咒骂攻击。康有为自己记载:他对梁启超说,谭嗣同、林旭二人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开过功臣的样子。“今兹维新,关中国四千年大局,负荷非常,而二者起布衣而骤相,恐大祸将至矣。昔何晏、邓飏执政,而管公明谓其鬼幽鬼躁,必及于难。吾今俱矣。”何晏、邓飏都是魏国浮薄文人,因为依附曹爽,被司马懿所杀,灭三族。据说江湖术士曾给他们相面,断定他们不得好死,有“鬼幽鬼躁”的话,康有为用这种荒唐无稽的谎言来评论谭、林,相反,对地位很低,在维新运动中很少为人所知的徐仁镜(徐致靖次子)、徐仁录(徐致靖侄)极力吹嘘,说他们“形相甚好,可入军机”。他对同一阵营的激进分子反感是如此露骨,维新运动再继续下去,也必然从内部分裂、拆伙。
改革派内部对待政治纲领的这种情况,说明他们中少数激进分子是很孤立的,并遭到猜忌的,康梁以下的妥协势力居于主导地位。光绪下的很多诏令虽然不能兑现,他还是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关于开议院的问题,第一次由阔普通武提出,光绪准备实行,阔普通武并由此擢升侍郎,康有为认为“万不可行”,结果放弃了。第二次,谭嗣同、林旭又提出,康有为又“力止之”,结果也是放弃了。已经被任命参预新政的杨锐,这时给人写的信里面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徙,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13】。康有为也说,光绪这时“于变法勇决已甚”。没有康有为一再阻挠,他下一道宣布“准备立宪”之类的谕旨,很可能办到。这对变法的结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改良派至少因此还表现出有遵守自己政治纲领的勇气。康有为等人缺乏这点勇气,希望留下一条道路,与洋务派封建大官僚取得妥协,但最后却还是亲手划清了自己和洋务派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的“圣主”光绪皇帝还不如一些。
可以说,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在维护维新派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上本身负有很大的责任。
在戊戌期间,康广仁就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光、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动太大。”康带有霸气的举动,有时不但对变法大局无补,还造成维新派内部的分裂,改《时务报》为官报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康为了早日取得对《时务报》的控制权,与该报原经理汪康年发生龃龉,康径自去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指责汪不合作,以致汪“私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的言语,竟见于8月22日上谕,光绪还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毋任彼此各执以意见”【14】当时袒护汪康年者即有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的讥评,而“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因康、汪争执越益显著”。改革派的内耗由此可见一斑。本身力量羸弱,不去争取对改革抱有同情心的开明官吏和洋务派的支持,反而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维新最终走向失败可以说有其必然的一面。这也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敲响了警钟,改革部门的一把手们在改革自己部门腐败顽固势力的同时,也必须注意自身阵营的团结和和谐,吸取维新派处理内部问题上的前车之鉴
变法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但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这使得变法缺乏一个拥有实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缺乏一群能有效地将变法法令推行到全国的地方实力派的默许和支持,更缺乏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变法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
第2个回答  2009-10-17
变法内容:
1.政治方面:告诫廷臣舍旧图新,力行新政,鼓励官绅市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谕令各省督抚举荐通达时务的新政人才;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准许自谋生计,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17.html?wtp=tt
失败原因
1..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缺乏群众基础。
2. 慈禧太后的阻挠,洋人的破坏。
3. 袁世凯的告密。
第3个回答  2009-10-17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17.htm
变法内容
1.政治方面:告诫廷臣舍旧图新,力行新政,鼓励官绅市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谕令各省督抚举荐通达时务的新政人才;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准许自谋生计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失败原因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15917.htm

第4个回答  2009-10-21
1.背景:甲午中日战争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2.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3.序幕:“公车上书”
4:“百日维新”:从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共进行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5:主要内容:
(1)经济方面:保护农业商业,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发展科学技术。
(2)政治方面:广延开路,准许民众上书言事,精简机构,裁汰亢员,澄清史治。
(3)文教方面:改革科学制度,废除八股文,鼓励兴办学堂,创京师大学堂,提倡办报·译书,出国留学。
(4)军事方面:整顿陆海军,裁减亢兵,采用新法练兵,增强海防实力。
6.作用和影响: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我们练习册上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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