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Duke和Wallace的发现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免疫现象：当锥虫被补体调理并附着在灵长类红细胞膜上时，会引发免疫粘附作用。这一发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Nelson在1953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实现红细胞或中性粒细胞的免疫粘附，并非必须激活所有补体成分，只需激活C3即可，这表明存在一种名为CR1的结构，它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
随后，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其他四种C3受体：CR2（1973年）、CR3（1979年）、CR4（1984年）和CR5（1984年）。这些受体的命名不仅基于它们与C3的互动，还反映了它们各自独特的功能。例如，C1q受体（C1q-R，1975年）的命名源自其与C1q的特异性结合；C5a受体（C5a-R，1978年）和C3a受体（C3a-R，1979年）分别与C5a和C3a的结合相关；最后，H因子受体（fH-R，1980年）则因其与H因子的识别而得名。
这些补体受体的相继发现，深化了我们对免疫系统中补体调节机制的理解，它们在免疫反应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参与清除病原体和调节炎症反应等过程。
补体(complement，C)是存在于正常人和动物血清与组织液中的一组经活化后具有酶活性的蛋白质。早在19世纪末Bordet即证实，新鲜血液中含有一种不耐热的成分，可辅助和补充特异性抗体，介导免疫溶菌、溶血作用，故称为补体。补体是由30余种可溶性蛋白、膜结合性蛋白和补体受体组成的多分子系统，故称为补体系统（complementsystem）。根据补体系统各成分的生物学功能，可将其分为补体固有成分、补体调控成分和补体受体（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