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09-07-10
1、历史上杀功臣的事情不新鲜，从根本原因上看多数是功高震主，功臣们有很多是对他们所效忠的帝王有过大功或是大恩，有的甚至是救命之恩。在这些共患难的面前皇帝的英明伟大之处似乎要大打折扣，而这种折扣会直接触及皇权的神圣。
汉初的功臣大面积被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因为秦朝的短命，汉代时人们的思想基本上爱春秋战国思想影响较大，很多人的志向是列土封疆，就连项羽的霸王思想也不能例外，而刘帮则不同，尽管有很多人说他不学无术，无赖之徒，但他的思想是比他的功臣和项羽超前得多，他的政治目标不是建立一个诸候割据的王朝（如周朝），特别是不愿意建立一个异姓王割据的王朝，这样他手下的功臣，如韩信、彭越等的政治理想与他的政治目标在项羽死后突显出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主要柔盾，最后便造成了刘帮大诛功臣的汉初历史。
2、《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但也不是历史事实简单的堆积，司马迁在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和王朝兴衰的记叙和论断中，始终贯穿着自己的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在创作时，将自己惨痛的人生遭遇和满腔的愤世嫉俗之情融入到历史人物的命运当中，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就使得《史记》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司马迁在已经开始创作《史记》的时候，因为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而受宫刑，这对重视名节的司马迁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受到奇耻大辱的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摆脱了对统治者乃至整个世俗的媚俗的姿态，获得了“成一家之言”的独立思想立场，对社会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批判更为尖锐。在历代圣贤受挫后奋发有为的思想的激励下，司马迁满腔的悲愤喷薄而出，深深地融入了《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把它作为自己抒发悲愤之情的载体。《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以《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盖西伯居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蓍《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宫公自序》）。司马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创作《史记》时，融入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命运的深深慨叹，使《史记》中含有浓郁的感情色彩。虽然司马迁创作《史记》有“发愤著书”的目的，并不像历史上王允等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抒发个人的穷愁恩怨，微文讥刺汉武帝以达到泄私愤的目的。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家，当他个人遭受厄运时，更激起了他对善恶天命观和人类社会理想关注和思索，他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同整个专制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苦难联系起来，以自己的肩膀担负其历史的道义，以自己的著作充当社会的良心。作品一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世态人情的淡薄，充满着愤世之音；另一方面，文中在对天命困惑和追问中，在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中，洋溢着作者悲世的情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其可谓善人者非耶？积絜行如此二饿死！”“余甚惑焉，当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此皆学士所谓仁人也，犹遭此灾，况以中才二涉乱世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游侠列传》）。作者发愤著书的目的，使书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情绪跌宕起伏，曲尽一唱三叹之妙；作者的悲世之情，使作品的愤世之音得到了升华，达到了无限的深度和广度。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才使《史记》成为天下之至文。
3、与一略同。
4、司马迁说：“魏其侯和武安侯都因为是外戚的关系而受到重用，灌夫则因为关键时刻有决断建奇功而名声显赫。魏其侯之被提拔，是由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武安侯之身居高位，则在武帝初即位与王太后当权的时候。然而，魏其侯实在是不懂时势的变化，灌夫不懂权术又不知退让，两人纠合在一起，终于酿成灾祸。武安侯仗恃着自己的地位而喜欢玩弄权术，为了酒宴上的纷争引起的怨恨，陷害了两个贤人。唉，真可悲呀！迁怒于人的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能够延续。大家都不拥戴的人，毕竟得不到好名声。唉，真可悲啊！灾祸就是从这里来的呀！ ”
而史记中记载的过程中则可看出，因为窦婴想挽救灌夫的命，而灌夫是田酚想要害死的人，想要救灌夫，就必须扳倒田酚，而要扳倒田酚，就会触及田酚背后的靠山，他的姐姐——王太后。而且刘彻的根基未稳，还要依靠王太后、田酚，失去田酚，则很可能失去对朝政的掌控，这是刘彻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田酚虽然荒芜，但是对于汉武帝还算政治上所需要的，只是后来实在因为欲壑难填，才有反抗刘彻的意思，而当时刘彻根基已稳，于是毫不留情的对田酚痛下狠心，只不过最后因为王太后的阻碍，田酚才得以保命。 而窦婴则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说白了，是新的外戚取代旧外戚的斗争，新外戚与汉武帝的关系更近些。
还有一个原因，窦婴外戚的身份和他与地方豪强灌夫的关系过于密切，汉武帝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所以汉武帝不能容忍外戚集团的权力地方豪强的势力过大，甚至这两种势力联合在一起，威胁到自己的权利，那么必须予以消灭。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