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形成的历史

如题所述

苗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苗族的历史发展十分缓慢,在现代苗族的文化和习俗中仍保留了许多十分古老甚至原始的成分。在研究古代苗族的文化时,必然要联系到楚族文化的关系,并进而追溯苗、楚的渊源关系。对于古史传说时代南方的各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渊源关系,历来争论不休,史籍记载也扑朔迷离,不易分辨。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氏族或部落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同,主要在殷周之世的荆蛮之地。荆蛮,乃以荆州的地名而得名,泛称居其地之各部落的民族。共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产生共同的文化特征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荆蛮地区的楚民与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苗族先民,在文化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特别是楚建国之后,成为我国南方各族融合中心,强盛时曾统辖南方绵亘千里的疆土,群蛮、百濮、粤、群舒、庸、糜以及夜郎。滇、吴、越等古代诸族,皆受其统治。在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上相互影响。因此,我国南方的现代民族,特别是苗族中,尚有不少楚文化的特色遗留下来。

上古中华部落集团

在中国,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生和发展时期。这三代的文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正当夏商周三代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生和发展时,长江中下游也发展起了农业文化,它同黄河流城一南一北,同时发展着我国的原始文化。而苗族的先民都是创造这一地区文化的始祖。

从考古学类型来说,楚文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以及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青龙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现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繁多,极其复杂,它表明在这一地区多民族居住的特点。同时也表现了文化上的创造和交流十分兴旺以及在各古代民族形成自身的灿烂文化过程中互相渗透的现象。

开天辟地

苗族与楚国的文化遗迹

苗族与楚族先民的古代分布,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广袤地区。据考古资料证明,长江流域存在不少农业部落遗址,如湖北郧县青龙泉、京山屈家岭、巫山大溪等遗址,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稻种等出土,另外还石斧、石锛、石凿、网坠、鱼钩、箭镞、纺轮等渔猎工具。此外,新石器文化的湖南澧县和常德西部白马湖以及四川眷井沟和湖北宜昌杨家湾等地遗址,文化上与之有着密切关系。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祖”是一种对男性生殖器崇拜习俗的反映。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相近,同属父系氏族社会时代的遗址。与荆楚地区湖熟文化中用穿孔的龟甲保护男性生殖器的葬制,以及在苗族祖先崇拜的祭典中所表现的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一系列活动等,都具有相同的文化特点。楚族、苗族的葬制多为土葬,但在山区亦有利用崖洞作墓葬的习惯。如1980年在江西贵溪县沪溪河畔发现了一批战国崖葬的楚墓。墓里有37具棺木和大批文物。崖葬墓在苗族居住的黔西北、黔东南,黔北等地也有发现。悬棺葬,多葬生前有影响的苗人。黔西北两种葬式都有发现。有一座崖墓葬曾发现过十多具棺木的苗族墓,与泸溪河畔战国崖墓葬有类同之处。

苗族悬棺

苗族与楚国的兵器比较

苗族先民“不畏猛毒,出入持刀,负弩,农隙即以渔猎为事”。苗族的刀和弩是生产工具又是武器,很早就已自制。相传,苗族人民当男婴出世后三天,即称其体重,并按重量将亲友馈赠或早已储备的生铁冶炼后埋于土中。每年生辰之日取出再炼,年复一年,直到十五六岁时才将铁打成佩刀带在身上,谓之“苗刀”。因久炼成钢,质地坚固。这种刀的外形与楚国出土的刀相似。苗族使用的弩,与楚国的弩也极相似。弩的产生,原出于楚。据说是出自孤父,后来传至楚琴氏,再向外传。在长沙发现很多弩机,可证楚地乃生产弩的基地。

贵阳地区苗族弓弩

苗族与楚国的凤鸟图腾崇拜

鸟图腾崇拜,是楚与苗族先民的共同特征。楚人崇敬凤、鸾。有人认为凤凰就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记载: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也有人认为:驩兜也为鸟名,驩兜即驩头,又作驩兜,也称丹朱,古文作鴅熠。《尚书》注云:鴅应为鹏。人面鸟喙而有翼”就已说明驩兜的鸟图腾崇拜。图腾的产生,一般与其始祖有关。原始人深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有亲缘或其他特殊关系。该物即成为该氏族的图腾或者是保护者的象征,并受到全氏族的崇拜。苗族人民认为自己的始祖是洪水泛滥时兄妹婚配而繁衍的后代,其中又提出了卵生的始祖传说。特别是在黔东南地区流行的《十二个蛋》、《枫香树》、《妹榜妹留》或《蝴蝶妈妈》等古歌里,提到了巨鸟“科啼”、“乐啼”卵生天地和“继尾”、 鹊宇”,或“基宇”孵卵繁衍苗民的经过。至今苗族在衣服,装饰(头饰、首饰)以及刺绣花纹等工艺造型上仍多以鸟为主题。

苗族锦鸡舞

黔东南妇女盛装戴各种头饰或者其他饰物,其中有一种类似展开的孔雀式的银角或鸟形头饰,每根角端还缀上一束羽毛。男子多以羽为头饰插在头上。六枝的苗族男子用锦鸡尾羽一束二三尺长插在头上,一般用一根白色鸡毛。现在,男子多短发,不戴头帕对也将羽毛插在芦笙上作为装饰。鸟图腾崇拜在服装上也有不少迹象可寻,如黔中地区苗族妇女的饰物一一背牌,就有表示“雀鸟眼”和“鸟翅膀”的挑花图纹,“鸟翅膀”正好在双肩部位。黔东南和大苗山有用白色羽毛饰边的“鸟衣”,以及各地苗族妇女的白褶裙,展开后就象孔雀开屏。苗族鸟图腾崇拜在口耳相传的古歌或民间故事中更是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至于楚族的鸟图腾崇拜,不少出土文物有所反映。

楚国服饰

江陵县望山一号墓(战国时代的楚墓)出土了彩绘木雕小座屏和木雕彩漆双凤虎座鼓,就有明显的反映。小座屏全器长51.8厘米,高15厘米,厚仅3厘米,却雕有蛇、蛙、鹿、雀(或凤)等五十五个动物,构成一幅互相争斗的画面。图象布局对称,若从中间分开,两侧为相同画面。图象以背身向下俯冲呈啄蛇状的鸟(或雀、凤)为中心,下面有两条蟠结成一团的蛇,蛇头伸向两面,咬住两只奔武梅花鹿的前肢。两边各有两复凤,咀唧蛇,爪攫蛇。两侧汇合的双风共唧一蛇,双爪攫二蛇。座屏底座和两侧边框上都有动物(主要是蛇)浮雕。有的蛇正伸头咬住欲逃的蛙。整个图象以鸟(或凤或雀)为中心,它是唯一的胜利者。双风虎座鼓是形象对称的一对凤凰足踏虎背。双凤的身上系着一个双面鼓。双凤踩在虎背上仰首高呜。得意非常,而猛虎却驯服地卧在下面,任鸟在背上踩踏.从图腾角度分析,两件文物构成了鸟图腾与蛇与虎图腾争斗的胜利。这是楚国强盛历史的真实写照。原始社会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很多,但在同一地区居住的氏族,同为鸟图腾崇拜,其关系非同一般。

楚国凤鸟鼓

苗族与楚国的巫文化

楚文化,一般指楚建国后之文化。但是,楚国的巫官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它继承了九黎与三苗的巫教。古史传说时代的颛顼可能是蚩尤部落的一个大巫或宗教主,在蚩尤战败后曾归附于黄帝部落。当时,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仍信奉巫教,杂拜鬼神。于是,黄帝便命颛顼逼令其原九黎部落顺从黄帝的教化。嗣后,三苗延续了九黎的巫教。据《吕刑》载: “三苗昏乱,相尚听于神”。楚人继承了巫教,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巫师行术,必用巫歌、唱禁咒辞。古藉上对荆楚地区祭鬼活动的记载甚多。在《楚辞》中也有不少记述。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祠”。《隋书·地理志》记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顾炎武也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后来居住这一地区的苗族也是如此,据湘西《永绥厅志》记载:统计苗族祭鬼活动有七十堂之多。另记载:苗族在农暇时渔猎所得,也要先祭鬼而后食。苗族有谓36神,72鬼之说,但实际上认为鬼神无处不在,无所不有,信奉万物皆有灵都可附有鬼神。更由于无力对抗疾病和灾难,只有祈求于鬼神。苗族觋辞连巫师也不甚了了.可见觋神辞门类甚繁,多达百余种,用对偶句唱述。与《楚辞》用于祭祀的《九歌》有相似之处。楚国的《九歌》是屈原把楚国民间祭祀时由主祭和巫师所唱的迎神和送神等祭歌加工改编而成的。苗族的一些觋辞可能就是屈原所作《九歌》的一部分原型。苗族觋神辞的内容有用于祭祀祖先的,如接龙、椎牛、椎猪、吃牯脏(鼓社)。有驱邪祛病的敕水咒以及盟誓洗心、早魃求雨、择吉占卜、相命等。 《楚辞·招魂》与苗族的招魂巫辞也有相似之处。

楚国壁画

苗人与楚人的尚武精神

楚人与苗族同有尚武精神。楚人认为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见不得祖先。因此有楚好战之说。这与古代蚩尤“尚利好杀”嗣后被人们视为“战神’’的传说不无关系。与苗族的“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也有些相象。苗族尚武,一是传统文化影响,一是出于自卫。历史上千百次的征讨和反抗,促使苗族人民世代相传习武之术,其中不乏楚之遗风。武术,又称国术,是中华民族健身护体之术。历史上各民族间的争斗,加强了武术之发展。现在很难区分那些套术创始于哪个民族。但现今苗族的武术,仍具有自己的特点。

芭莎苗族

苗人与楚人的神话传说

楚国奉女娲为开天辟地之神。苗族则传说伏羲女娲是兄妹,为洪水泛滥后仅有的幸存者,人类就是由他们兄妹繁衍而来。有关女娲的事,殷周时尚不多闻。到了战国时期,也就是楚国强大时期,广为流传,大概是由于楚国的扩张而广泛传播,成为后来汉族和其他许乡少数民族的人类起源故事。有关伏羲的传说最早载于《易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牺氏即伏羲。名字的称呼形式与苗族相同。苗族称男人时前面常常加一个“p044”(黔东南舟溪话),或“p035”(养蒿话,音译为“包”或“膊”,意为兄或哥)。苗族至今还存有祭祀祖先时使用的始祖兄妹的木雕像,虽然各地苗族对兄妹的名字称呼有伏哥伏妹、伏羲女娲、姜央兄妹、央公央婆、两相两芒(葫芦兄妹)、傩公傩母等各有不同,但皆指同一始祖先。

伏羲女娲图

苗族文学与楚国文学

楚人的文学与苗族的民间文学也有共同之处,特别是格式上有共同点。楚辞《离骚》用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屈原的《离骚》是“述已之始生,以至壮卜大,迄于将终……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放言遐想。有人说,屈原在沅湘之间九年,行吟泽畔,《离骚》之作是篇千古奇文,是他的代表作。楚辞体的诗歌,传统称为“骚体”,其特点是喜用古代神话和传说,创作上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时常用楚国方言并运用了楚语的双声叠韵和重叠字。骚体诗较多地运用“兮”字来调节诗句的节奏或用作语助词。运些风格特点与苗族口耳相传的古歌几乎完全相同。苗族韵《加》(最古老的一种诗歌),是苗族神话、史歌和故事汇集的结晶。《加》长达一万多行,诗句中常有提问或回答,从开天辟地开始,人类起源,各种种自然现象的产生,民族迁徙和发展……内容丰富,活泼动人。在其内容方面,则与楚辞《天问》有相似之处。《加》的开头便提出“哪个生来最早啊?”慢慢追间到苗族传说的姜央、修纽、火耐、剖帕、府方等,一直唱到“雾罩生白泥,白泥变成天,雾罩生黑泥,黑泥变成地”。“天和地相粘,地和天相连。两块厚东东啊,相连在一起 ….”

楚国服饰

《天问》全篇长三百七十四句。主要内容是针对宇宙未形成以前和形成以后天地之间的各种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实等提出一百七十二个疑问。先从宇宙问起,然后就天上的日、月、星、辰发问,再就地理知识发问。从古代的传说和历史一直问到楚国。全篇层次、条理非常清楚。苗族的《加》与之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其原始素材之一。楚辞的《九章》,屈原被放逐时的作品,也有不同认识,若按旧的排列则为《惜诵》、 《涉江》、 《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其中《涉江》一说为屈原被放逐,过长江、洞庭湖到溆浦路上所作。从鄂渚(武昌)到溆浦时,而舍舟陆行,从枉渚到辰阳,叉复东至溆浦。一路之上,除重叙诗人的政治理想,还描写了一些景物,用楚国方言、地名,如鄂渚、沅、湘、方林,枉渚、辰阳、溆浦等。楚方言如“运”即转, “长铗’’即长剑, “辛夷”即木笔,“坛”即中庭等。其中还有些楚方言,如“乱曰”苗语意为’“论”或“论是非”,《离骚》与《九章·涉江》等篇都有“乱曰” 作诗句的结语,译成白话文时一般译成“尾声”,可能不妥。按苗语的含意应译成“论日”、“按道 理说”较妥。

屈原

又如《怀沙》的“沙”用汉语解很难通,但用苗语译成“歌” (湘西苗语“沙’’为“歌”),《怀沙》即 抒发心中索挂怀念之歌。除此之外,楚辞的《九歌》,应 该是楚国的民间宗教舞歌,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 “九歌 者,屈原之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佶鬼而 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乘诸神。屈原放逐,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此作九歌之曲”。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 “原既放逐,见而感 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王逸或朱熹的注释,都说明《九歌》是集民间祭祀歌之精华。苗族先民的祭祀歌中,除祭祀祖先和对世界万物溯源外,有一些内容是表示人 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或对爱情的追求,恋爱中的欢乐与痛营等等与生活结合紧密的事物。在祭典或欢宴时,多由巫师主唱,有的称为“酒歌”,边喝酒边唱歌,或者边舞边歌。《尚书·伊训》称九歌“恒舞于歌,酣歌于室”。《诗经》载: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九歌虽是巫歌,但其内容不全是歌颂神明的,还有不少人世间的故事,既和祭神有关,又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与神之间,由既歌且舞的巫觋来沟通。这些都与现今仍盛行于苗诶地区的祭祀活动相同。

百鸟衣

苗语与楚语的异同点

在楚辞与楚方言中,我们可以找到与苗语音义相似的词汇。在《方言》一书中,扬雄对楚国荆扬之鄙称呼兄为“膊”的原因未详。其实,苗语对兄的称呼就是“膊”或“包”“荆扬之鄙”乃苗族先民曾居住过的地区,此称谓乃苗语无疑。此外,还有不少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汇,如楚方言的“革“、”耆” (音垢,意为老者),“孀”(音游)“惕”(音羊,意为游玩),“戾”(音雷,意为到达), ”泄、戏” (意为休息)“陂” (音比,意为山), “缴”(意为多)等,与苗语的音义皆相同。

苗族鸟形步摇

诸民族节日各不相同,有的经过互相影响逐渐统一,但有的则仍是某一民族固有的传统节日。五月初五的端阳节,本来是荆楚人的浴兰节. 《大戴礼记》日:“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沐兰汤兮沐芳华”,故谓之沐兰节。又谓之端午,四民踏百草,采艾草悬于门上以解毒气。这一天,竞渡和竞采杂药。后来,成为纪念屈原投汨罗江,并以投粽子祭祀。苗族至今以五月五日为节,举行仪式,喝酒踩鼓舞,龙舟竞赛,向江水中投食等活动。现在几乎全国都过端午节,有的以龙舟竞赛作为主题了。此外,荆楚人于四月八为节,此日诸寺设斋,以五包香汤浴佛,有的迎八字之佛于金城,设幡幢鼓吹,以为法乐。是日,有求子者向寺阁供奉薄饼以祈子。苗族亦以四月八日为一大的节日,据说是纪念一位民族英雄,但也有其他说法。以湘西与黔中地区的活动最为隆重,有唱歌、跳芦笙,鼓舞、体育活动等。四月八作为节日,古有荆楚,今有苗人庆之,只是度节原因各说不一。

苗族龙舟节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推想苗族先民不“楚族先民是远时代同一部落联盟的两个部落。由于长期的共同生,产生了彼此相似的始祖传说、图腾崇拜和文化、习俗。后来楚族日益强盛,尤其在建国以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辉煌的楚文化,其中不少是中华古代文化中的精华。近年出土的楚文物甚至使今人都赞叹不绝。但是,苗族先民却经历了极大的历史坎坷,不断迁徙,对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影响很大,居住地区极其分散,不能形成统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由于苗族社会发展极为缓慢,至今尚保存着不少原始文化的残迹。使我们得以借此与楚族文化比较,探寻数千年前楚、苗先民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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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4-03-05
苗族族称古老,最早见于甲骨文中。唐宋以前,曾有“三苗”、“南蛮”、“荆蛮”、“五陵蛮”等称呼。这些称呼把苗和其他族称混同在一起。宋以后,苗才从若干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的民族名称。苗族根据语言差异分为三大方言,分别为苗语东部方言(亦称湘西方言)、苗语中部方言(亦称黔东南方言)和苗语西部方言[2]。苗族的自称,在湘西地区的苗族称“仡熊”(果熊),而在其它地区称“卯”、猛”或“蒙”等。“猛”或“蒙”,黔东南苗语意为“树心”,传说枫树心生“妹榜妹留”(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故把“猛”或“蒙”作族称,西部方言苗族自称为hmongb(蒙),有意为“人”等词义。局部地区称为“嘎闹”,意为乌,或许是古代乌氏族图腾的遗迹。历史上,曾按其服饰、居地等方面的不同,在“苗”字前面冠以不同的名称。1949年以后,统称为苗族。关于苗族族源,与早在四千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被史籍称为“南蛮”的氏族或部落有联系。有人认为古史传说时代的蚩尤为今日苗族所尊奉的始祖,与苗族有亲缘关系。有人认为古代三苗与苗族有渊源关系。有人则认为今日之“苗”可追溯到古代的“髳”人。此外,还有驩兜说、夜郎说、巴郡南郡蛮说、盘瓠蛮说、武陵蛮说等。有人提出传说时代的蚩尤、唐虞夏时代的三苗、殷周时代的髳、春秋战国时代的荆蛮、秦汉时代的黔中蛮或武陵蛮,都包括有苗族先民在内,是苗族先民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不同名称。总之,根据史籍记载和传说,苗族先民殷周时代已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生息。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在武陵郡、牂柯郡、越巂郡、巴郡、南郡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黔东南都柳江流域。嗣后,由于战争、饥馑、疾病流行、生育繁密、农田丢荒等原因而不断迁徙。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8-07-20
【苗族族称的起源】  苗族族称古老,最早见于甲骨文中。唐宋以前,曾有“三苗”、“南蛮”、“荆蛮”、“五陵蛮”等称呼。这些称呼把苗和其他族称混同在一起。宋以后,苗才从若干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的民族名称。
  苗族的自称,在湘西地区的苗族称“仡熊”(果熊),而在其它地区称“卯”、“猛”或“蒙”等。“猛”或“蒙”,黔东南苗语意为“树心”,传说枫树心生“妹榜妹留”(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故把“猛”或“蒙”作族称。局部地区称为“嘎闹”,意为乌,或许是古代乌氏族图腾的遗迹。历史上,曾按其服饰、居地等方面的不同,在“苗”字前面冠以不同的名称。1949年以后,统称为苗族。?
  关于苗族族源,与早在四千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被史籍称为“南蛮”的氏族或部落有联系。有人认为古史传说时代的蚩尤为今日苗族所尊奉的始祖,与苗族有亲缘关系。有人认为古代三苗与苗族有渊源关系。有人则认为今日之“苗”可追溯到古代的“髳”人。此外,还有驩兜说、夜郎说、巴郡南郡蛮说、盘瓠蛮说、武陵蛮说等。
  近年来,有人提出传说时代的蚩尤、唐虞夏时代的三苗、殷周时代的髳、春秋战国时代的荆蛮、秦汉时代的黔中蛮或武陵蛮,都包括有苗族先民在内,是苗族先民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不同名称。
  总之,根据史籍记载和传说,苗族先民殷周时代已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生息。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在武陵郡、牂柯郡、越巂郡、巴郡、南郡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黔东南都柳江流域。嗣后,由于战争、饥馑、疾病流行、生育繁密、农田丢荒等原因而不断迁徙。 [编辑本段]【苗族历史上的五次大迁徙】  根据专家的研究,苗族历史上五次大迁徙的情况如下:
  第一次大迁徙,是苗族先民以其发源地今四川的雅磐江、岷江、巴江、嘉陵江四水的上中流域地带,沿长江向东迁徙到长江中游的南北两岸:南岸的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定居下来;北岸的达到江汉平原。在这里居住了很多年,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改善,人口增多,科技文化水平也日益提高。这是苗族首次由西向东的大迁徙,大迁徙的原因是远古羌人南下,迫使苗族先民向东迁徙,时间约在若干万年以前(原始初民社会)。
  第二次大迁徙,是苗族先人在长江中游居住很久之后,人多势大,号称“九黎”,与南方的炎帝族发生矛盾,打败了炎帝族,一部分追逐炎帝族直达黄河北岸。在这里又经过了很多年,九黎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这时诞生的蚩尤,聪明好学,勇敢善战,后来成了九黎族的首领,制造多种兵器,军事力量强大,与来其黄河上游的黄帝族发生武装冲突。起初黄帝九战九败,后来联合炎帝族等,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蚩尤战败被杀,身首异冢。从此九黎族的各部虽与黄帝族斗争了很长时期,但终因群龙无首屡战屡败。这次由南向北的迁徙,时间约在4300—4600年之前(远古到黄帝)。
  第三次大迁徙,蚩尤战斗失败很久以后,九黎族的各部属,一部分在北方建立了黎国;一部分被俘成了奴隶,后来融合到汉族中去了;一大部分经过长途跋涉,退回到南方。在江南的洞庭、彭蠡之间,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这是由北向南的迁徙,时间约4200—4100年之前(黄帝到唐尧)。
  第四次大迁徙,苗族先人在洞庭、彭蠡之间辛勤耕耘,建立起三苗部落联盟,又经过了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渐渐强大起来。唐尧很惧怕三苗、共工、欢兜(即“驩兜”)等,故到舜即位,马上“分北三苗”,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强大的三苗部落联盟从此分化瓦解。有部分人还逃到了东海,这支苗族的先人也保存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只有被流窜到三危的一支,斗争不止,直到夏禹时期才初步归顺,在三危山一带居住下来。这次是分途迁徙,迁徙的方向各不相同,如三苗是由南向西北迁徙;其中部分是向东迁徙;欢兜是基本未动,即从洞庭、彭蠡之间转移到今湖南西部。时间大约在4100年之前(虞舜——夏禹时期)。
  第五次大迁徙,这次迁徙是分途回归。如:被逐到三危的一支(三苗),是原来力量最强的一支。他们整体逃迁中屡遭武装掠夺,一次次抵抗,一次次战败,一次次逃迁,从三危山出来,经过大雪山、渡过浑水河(黄河),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步步迁移,过甘肃、青海,经产牦牛、骆驼的“藏彝走廊”,沿金沙江到川南、滇东北和黔西北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是由北向南。被放逐到崇山的一支(欢兜),都是近距离的迁移,即由崇山往东,曾达到今湖南常德一带,又沿水达到洞庭、彭蠡之间,后来周王朝视为隐患,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这支苗人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刚发展强大一点,又遭到东汉王朝的一再进剿,又被迫“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逃迁,最后达到今湘西、黔东北、川东南和鄂西南一带。这支苗人迁徙的方向是先向东、后向西。往东逃迁的一支(三苗中的部分有苗),也没有在东海岸边长久定居,而是慢慢离开海边,逐步往西归迁。他们中间有的人(约在四千年前后)可能渡海去了日本。今天日本有的地方有许多与中国黔东苗族相似,甚至相同的文化现象。从黔东苗族《跋山涉水》的迁徙歌中可以看出,这支苗人的迁徙是没有械斗的和平转移,他们从“就在海边边”的地方,由东向西,逐步回到原三苗部落联盟的住地,经过一段时间,为了“寻找好地方”,又由洞庭湖溯沅水迁移到五溪地区,再沿巫水进入南岭走廊,经越城岭北麓到今广西融水(大苗山),再往北达到今黔东南地区。这支苗人的迁徙方向,大体是由东向西。上述三支苗人的这次迁徙时间,大约在1200年以前(约从周到宋时期)。
  除以上几次大迁徙外,还有很多小迁徙,但宋代前后,绝大部分苗人都先后到现在的居住地域定居。但元、明、清各代的统治者仍不断“进剿”,湘西、黔东南等地的苗民四处迁逃,但都不离开湘西、黔东南和川黔滇地域。
  总之,历史上苗族的迁徙,经历了很多地方,历尽了千辛万苦,直到十九世纪(近百年)才定居下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才过上民族平等、安居乐业的生活。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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