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们看到了文学作品与其他科学著作的区别。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欢的是“肉身之实事”(即具体生活)，而不是“缥缈之空谈”(即抽象的理论)，画和小说都能使你去“亲历”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他又说历史是“实有之事常平淡”，小说是“诳设之事常艳”。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则已引用黑格尔的话，指出了形象性、具体性等作为小说艺术的特征。其次，他们指出文学之所以吸引人，在于生动地描写了现实和理想。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问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外，他们还指出文学是通过感情作用来激动人的。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序》说:“子则谓小说者，......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有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读者随书的感情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以上理论虽然还比较幼稚，缺乏科学体系；它们的哲学基础也都是唯心的。但我们却不能低估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把过去被看作“稗官野史”的小说的地位提高了，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蔑视传统看法，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