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小的语文是在家中学的。
因为那时我家住在县城南郊的一个山沟里，进城上学得翻一道山，走一个多小时，对几岁的孩子来说不相宜。正好我祖母的哥哥，一个没赶上科举又没进学堂的失意文人，长年住在我家，便请他给我启蒙，不过并非从三字经或四书开始，而是学的叶绍钧和沈百英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
这时我差两个月满五岁。由于在这以前，我已从认带有图像的方字块，结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类背诵，识得了几百个字。
（当时对背诵的这些词句不解其意，只觉得念起来很顺口，有时把词改一改，如改为赵钱孙李，狗吃生米；周吴郑王，狗吃黄糖；冯陈朱卫，狗扯棉絮（四川话发音为SUI）就更觉得有趣好记）小学课本学得很快，一年学了三本。从春到秋上课九个月后，开始作文，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菊花”。
我家说是要保持陶家爱菊的传统，花园里培植了许多菊花，这篇作文是看了这些菊花后写的，只写了作文本不到一页，但大人们都很高兴。作文寄给我在外面上学的父亲和叔父，他们寄回新书作为奖励。
从此，每有新的作文就给他们寄去，不断得到新书，巴不得多作几次文了。我家虽是源出封建士大夫家族，但并不守旧，赞成新文化，舅公教不了新学，因此在家学了一年后，请了县城的小学语文老师，也是我祖父的朋友程子颜先生，每周来家三次，教我继续读小学的语文课本。
很快这商务印书馆的初小语文课本学完了，买了些别家的课本来看，程先生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最后找到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活页文选，每次教一篇。这儿童活页文选我觉得选得很好，都是新文学名家的作品，也有古典的白话文名著；不是全篇而是选出其中精彩的段落，加上一个标题，每篇最多只有几百字。
象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选出几段，题名为“荷塘夜游”；从“儒林外史”选出记述王冕学画的文字，成为一篇“何不画他几枝”。很快我就喜欢起朱自清、徐志摩、冰心、郭沫若、孙福熙、朱光潜和吴敬梓这些人的文章。
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陶行知的文章，也选得有，但是到大一点后才渐渐理解其深意。读了一些片段感到不过瘾，于是去找原著，上海万象书局出版的名家选集，正合我的要求，使我接触到更多的新文学著作。
《回春之曲》《桂公塘》都看得使我掉泪，不过对郁达夫则不喜欢。应该说明的是，这些都是上初中以后的事。
不记得程老师讲过什么段落大意或主题思想，但对他要求我把字认清，把词的意思弄明白，而且都要求牢牢记住，印象特别深刻。大人还教会了我查词典。
背诵和默写是每堂必做的功课，讲课时老师大声朗读，抑扬顿挫，情感投入，我也跟着念，课后自己还念，虽然念这白话文总觉得不如念唐诗来劲，但念着郭沫若“夕阳烧红了海上的天壁”，朱自清的；“沿着荷塘是一条小小的煤屑路，白天很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仍感到有意思。
在那时，都讲究朗读，家中经常有孩子朗朗的读书声，被认为是家庭兴旺祥和的标志。上课开始，先默写前一次教的课文，错一字扣一分，落一字也扣一分。
经常是得到八十几分，没得过一百分。我觉得那白话文不好背，要是文言，也许有得百分的时候。
就这样经过了三年多的训练，我进入了高小、初中、高中，老师再没有这样要求了，但背诵和查词典已成为习惯，学了古文，自己背。初中语文课本是老师油印的选本，白话文多，但讲的少，让你自己去看，实际上逐渐变成文言文为主。
老师并不讲很多，但要求多读，说是读多了自然能明白，对字和词的意思，要上下文连贯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学习效果的检查集中在作文上，不记得考过什么问答题，一般作文的分数就是语文课的分数，平时作文的分数也累计进去。
因此当时的学生多数喜欢平时多作几次文，平时作文好，考试就一点也不紧张。但老师大概不这样想，修改作文的工作量是不小的，判分数，写评语，改错别字都马虎不得，譬如有错字没看出来，告上去了，不仅丢脸，连饭碗也可能成问题。
对作文，老师说文无定法，街上卖的《作文百日通》之类千万不要信，要会作文得自己下功夫，没有捷径。没有标准答案，学生作了翻案文章，只要言之成理，老师还给加分。
在初中，从明清小品文开始，到唐宋八大家；进入高中，短小的散文减少了，变成以庄子、荀子、韩非子、史记为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要讲一点，长篇大赋四六骈体都不沾，这与四川当时的文风讲求朴实，主张文以载道，学语文也为经世致用有关。
（奇怪的是对论语孟子选一点但很少，大概是老师对孔孟之道不大以为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显然四书不如庄子）这对我，不仅是写文章，在其他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我这一辈子总是自己使自己轻松不起来，就有这语文课对性格的影响。
高考的指挥棒在那时也有作用，不过没有今天这样大，因为各校各有各的考题。四川大学一向以作文题的古板艰深闻名。
我毕业前一年川大的考题是“「大学之法，禁与未发之未预，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说”。考题是不断句的，不少考生连句也断不了，更不用说作文。
这考题。
初小的语文是在家中学的。
因为那时我家住在县城南郊的一个山沟里，进城上学得翻一道山，走一个多小时，对几岁的孩子来说不相宜。正好我祖母的哥哥，一个没赶上科举又没进学堂的失意文人，长年住在我家，便请他给我启蒙，不过并非从三字经或四书开始，而是学的叶绍钧和沈百英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
这时我差两个月满五岁。由于在这以前，我已从认带有图像的方字块，结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类背诵，识得了几百个字。
（当时对背诵的这些词句不解其意，只觉e5a48de588b6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61303633得念起来很顺口，有时把词改一改，如改为赵钱孙李，狗吃生米；周吴郑王，狗吃黄糖；冯陈朱卫，狗扯棉絮（四川话发音为SUI）就更觉得有趣好记）小学课本学得很快，一年学了三本。从春到秋上课九个月后，开始作文，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菊花”。
我家说是要保持陶家爱菊的传统，花园里培植了许多菊花，这篇作文是看了这些菊花后写的，只写了作文本不到一页，但大人们都很高兴。作文寄给我在外面上学的父亲和叔父，他们寄回新书作为奖励。
从此，每有新的作文就给他们寄去，不断得到新书，巴不得多作几次文了。我家虽是源出封建士大夫家族，但并不守旧，赞成新文化，舅公教不了新学，因此在家学了一年后，请了县城的小学语文老师，也是我祖父的朋友程子颜先生，每周来家三次，教我继续读小学的语文课本。
很快这商务印书馆的初小语文课本学完了，买了些别家的课本来看，程先生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最后找到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活页文选，每次教一篇。这儿童活页文选我觉得选得很好，都是新文学名家的作品，也有古典的白话文名著；不是全篇而是选出其中精彩的段落，加上一个标题，每篇最多只有几百字。
象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中选出几段，题名为“荷塘夜游”；从“儒林外史”选出记述王冕学画的文字，成为一篇“何不画他几枝”。很快我就喜欢起朱自清、徐志摩、冰心、郭沫若、孙福熙、朱光潜和吴敬梓这些人的文章。
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陶行知的文章，也选得有，但是到大一点后才渐渐理解其深意。读了一些片段感到不过瘾，于是去找原著，上海万象书局出版的名家选集，正合我的要求，使我接触到更多的新文学著作。
《回春之曲》《桂公塘》都看得使我掉泪，不过对郁达夫则不喜欢。应该说明的是，这些都是上初中以后的事。
不记得程老师讲过什么段落大意或主题思想，但对他要求我把字认清，把词的意思弄明白，而且都要求牢牢记住，印象特别深刻。大人还教会了我查词典。
背诵和默写是每堂必做的功课，讲课时老师大声朗读，抑扬顿挫，情感投入，我也跟着念，课后自己还念，虽然念这白话文总觉得不如念唐诗来劲，但念着郭沫若“夕阳烧红了海上的天壁”，朱自清的；“沿着荷塘是一条小小的煤屑路，白天很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仍感到有意思。
在那时，都讲究朗读，家中经常有孩子朗朗的读书声，被认为是家庭兴旺祥和的标志。上课开始，先默写前一次教的课文，错一字扣一分，落一字也扣一分。
经常是得到八十几分，没得过一百分。我觉得那白话文不好背，要是文言，也许有得百分的时候。
就这样经过了三年多的训练，我进入了高小、初中、高中，老师再没有这样要求了，但背诵和查词典已成为习惯，学了古文，自己背。初中语文课本是老师油印的选本，白话文多，但讲的少，让你自己去看，实际上逐渐变成文言文为主。
老师并不讲很多，但要求多读，说是读多了自然能明白，对字和词的意思，要上下文连贯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学习效果的检查集中在作文上，不记得考过什么问答题，一般作文的分数就是语文课的分数，平时作文的分数也累计进去。
因此当时的学生多数喜欢平时多作几次文，平时作文好，考试就一点也不紧张。但老师大概不这样想，修改作文的工作量是不小的，判分数，写评语，改错别字都马虎不得，譬如有错字没看出来，告上去了，不仅丢脸，连饭碗也可能成问题。
对作文，老师说文无定法，街上卖的《作文百日通》之类千万不要信，要会作文得自己下功夫，没有捷径。没有标准答案，学生作了翻案文章，只要言之成理，老师还给加分。
在初中，从明清小品文开始，到唐宋八大家；进入高中，短小的散文减少了，变成以庄子、荀子、韩非子、史记为主。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要讲一点，长篇大赋四六骈体都不沾，这与四川当时的文风讲求朴实，主张文以载道，学语文也为经世致用有关。
（奇怪的是对论语孟子选一点但很少，大概是老师对孔孟之道不大以为然，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显然四书不如庄子）这对我，不仅是写文章，在其他方面都产生了影响。我这一辈子总是自己使自己轻松不起来，就有这语文课对性格的影响。
高考的指挥棒在那时也有作用，不过没有今天这样大，因为各校各有各的考题。四川大学一向以作文题的古板艰深闻名。
我毕业前一年川大的考题是“「大学之法，禁与未发之未预，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说”。考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