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造反正体现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道理，康熙撤藩也应证了洪承畴忠告吴三桂的那句“若要安，切不可使云南太平无事”。倘若永历尚存，吴三桂或许还有利用价值，但正因为吴三桂“狗舔”的太卖力，又或是对雄霸西南太过执念，因而导致他失去了利用价值。对于朝廷来说，巨资供养的藩王军队已是弊大于利的隐患，因而撤藩势在必行。康熙帝准予吴三桂回东北养老，而其幕僚旧吏、亲兵士卒不仅既得利益受损，而且面临生死危机，这便是康熙帝的分化手段，因此吴三桂属于被逼而反，不反又有何出路呢？
吴三桂如何成为尾大不掉的存在
吴三桂在历史上饱受诟病，因为他是放清军入关的第一责任人，而且他的投敌如此彻底。在山海关之战后，他成为清军对付李自成的敢死队，对大顺军穷追猛打，而后又成为围剿南明政权的急先锋，诱杀永历皇帝成为吴三桂卖主投敌最深刻的名片。要说明朝投向派中的文臣之首，我们毫无争议的会想到范文程，这位大宋名臣范仲淹之后。而说到投向武将，可能有人会想到祖大寿、洪承畴，但要说兢兢业业为清朝开国贡献最大的，吴三桂当仁不让。
如果从吴三桂的结局往前看，总令人感慨他当初的选择，于明朝或者汉人来说，他成了历史上的大汉奸，于清朝来说，他成了一个尾大不掉，最终被清算的反动分子。无论站在哪个角度，他都显得里外不是人。但在当年的山海关前，吴三桂南下的道路已被封死，除了降清之外，只有殉国一条路可走。再回望当年明廷八路总兵伐辽的宁锦之战，最先逃跑的一路就是吴三桂，可见他是非常惜命的，殉国是不可能的！
而对于李自成来说，进入北京的日子并不太顺利，大顺军也遭遇了京津地区的瘟疫，战斗力瞬间打了折扣，故而李自成起初对山海关的态度也是劝降。早在山海关之战前，李自成就以吴三桂父亲吴襄为质，令吴三桂速速归顺，此时崇祯帝已经自杀殉国，吴三桂没有不降的理由。然而当吴三桂准备投降的时候，听闻自己的父亲以及众多明投降官僚遭受大顺军的拷打和搜刮。且传言其小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霸占欺辱，因而吴三桂打消了投降李自成的念头，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见招降不成，便决定东征山海关，因为只有拿下这个关口，才有可能阻挡清军，才能让李自成安心于内部的统一大业！大顺军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出兵，吴三桂自知不敌，于是以“财帛”、“裂土”求援多尔衮，多尔衮回信说他志在立国于中原，许降不许援，并率军向山海关方向推进。就这样，吴三桂在山海关被包了饺子，西边是大顺军，东边是清军。石河一战吴军溃败，逃入城中成了瓮中之鳖，多尔衮看准时机，急行军200里抵达关前。吴三桂此时已经没了选择，因而在炮火之中逃入清军营中，向大清称臣，后来便是引清军入关，随清军作战，沦为“汉奸”。
其实就这个历史进程来看，吴三桂并不算是野心极强的阴谋家，只算是识时务的投机者，所以后来吴三桂请为先锋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效仿明朝沐英，成为永镇云南的西南土财主。吴三桂为何执迷于清朝的封赏呢？因为前人有过很成功的案例，如后金天聪七年投降的孔有德、耿仲明，二人虽未及时封爵，但级别默认与贝勒等同，至皇太极改国号为金之后，二人成功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再如后来投降的尚可喜，封为智顺王。清廷后来对汉人官僚的招降都以此三人为例大肆宣传，孔有德和耿仲明原是毛文龙帐下偏将，官至参军，这种角色降清都能混个王爵，吴三桂这样的总兵级别还能差到哪去？
果不其然，吴三桂在引清军入关之后即拜封平西王，规格远比孔、耿二人要高，因此更加坚定了吴三桂的效忠之心，要论投降派的军功，与吴三桂相比，出其右者寥寥无几。清廷对大多投降派都严加监督和权力限制，因为在征讨南明的过程中有很多投降将领复叛，例如顺治五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参将王得仁，长期受江西巡抚章于天欺辱、索贿，遂揭起反正之旗；贵州黎平守将陈友龙反正，率军攻打湖南，此等反正风潮比比皆是，至清廷发出“呼吸危亡，朝暮难保”的感叹。
“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列传二百六十一》
而吴三桂投降后，十来年从西北打到西南，为清朝统一战争尽职尽责，军功至伟，因而愈发受到信任。顺治十六年，吴三桂入镇云南，由此开藩设府，后又擒杀桂王，清廷对吴三桂的表现非常认可，因而对吴三桂的更加放任。这里主要体现为吴三桂的人事任免、财税申报、募兵征伐皆有一定自主权力，绕过中枢直接向皇帝负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明代”版本藩王。
这也正是吴三桂的渴望极限，前面说到了他是想永镇云南的，但清朝连皇室宗亲都不设藩，又何况一个异姓王？此时的清廷无非就是想以吴三桂对付南明残余势力，这正应证了开篇讲的，若永历不死，清廷也就不急于撤藩了，但吴三桂也想早早交出西南太平无事的答卷，后半辈子安然养老，这就是吴三桂与清廷最不契合的一个矛盾点。
花甲之年造反的理由
如果顺治帝能够一直当皇帝，或许他修佛的博爱之心能够容忍西南地区的状态，最不济就是如大理军民总管府一样世袭永镇。但康熙帝是一位雄主，他不会容忍割据势力的存在，因而于康熙二年，以无军事活动为由，收缴了吴三桂的平西大将军印信，随即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也就是开始限制吴三桂的发展。康熙六年又剥夺了其司法特权，并抛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
“逃人”是什么意思呢？即逃亡的八旗奴仆，清朝于天命十一年就颁布了《逃人法》，这主要是对满清贵族圈地行为的保障，满清贵族圈地之后，原百姓都会充为贵族的奴仆或劳力，这是涉及生产资料的重要问题。这部法律除了对逃亡者规定了处罚措施，还有
“藩属将吏士卒糜俸饷钜万，各首输税不足，徵诸江南，岁二千馀万。”——《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列传二百六十一》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吴三桂的对策就是宣称苗人叛乱，希望朝廷加派军饷，募军征讨。吴三桂为何别的不提，专提这个事儿呢？因为吴三桂心里明白，朝廷最依仗的就是他的兵马，最担心的也是他的兵马。平西王所辖4镇10营53佐领，四品以上武官过百人，士卒总计32200人，可以说清朝于各镇的绿营军都无法抵抗吴三桂的突然反叛。这个时候吴三桂请求扩军加饷，目的是试探清廷动向，到底是不是要对他采取强硬手段。对清廷而言，每年平西王的军费摊派是两千多万两，几乎是康熙初期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这个钱摊到每个士兵头上差不多有100两，清初三品大员的年俸不过如此，吴三桂的军队养的有多肥可想而知！
清廷在吴三桂提出增派军饷后，也就暂缓了对平西王的施压，矛头转而向尚可喜、耿精忠两位藩王，允诺其回辽东养老的请求。吴三桂见清廷对他不理不睬了，心里没底，也上折子请求撤藩，本来吴三桂意图试探康熙帝，但没想到康熙帝真就派专使前往云南准备撤藩事宜。这个事件还被小说《鹿鼎记》大肆刻画了一番，吴三桂若是真就被撤藩了，说不定真就回东北颐养天年了，但他在云南经营多年，树大根深的另一面就是“养活”了不少人，这些人不可能跟着吴三桂前往东北，他们的前途如何就难以推测了。
如户部就上折子，说云南俸饷太高，请求撤满洲兵还京，并裁撤绿营兵五分之二。还未撤藩就已经着手裁员，那么撤藩之后，这些吴藩旧吏还不都是下岗待业？而且云南藩每年军费开支巨大，杀人越货、违法乱纪的事情已经被扒了出来，这些都不会让“主动撤藩”的吴三桂承担责任，但那些参与的官员士兵恐怕少不了问罪杀头。三藩之乱时，为何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及时响应？真就对吴三桂的栽培感恩戴德？造反乃灭族之罪，谁不掂量掂量轻重？只不过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撤藩等死，一条是造反谋求生机，与其等死，不如拼死一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不反根本不是吴三桂能决定的事情，只要他嘴里敢蹦出半个不字，康熙不杀他，其手下也会有人杀了他祭旗。厉史上，主公不想反，但被手下逼反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北辽皇帝耶律淳，即天祚帝的叔叔，也是年事已高，不愿反叛，可其手下郭药师、耶律大石不干，非逼着造反。错综复杂的宗室关系，以及各方势力的利益诉求，只是令这位糟老头子当了一把利益代言人，主动权却不在他的手上，吴三桂亦是如此。
综上所述，吴三桂一步一步走向尾大不掉，一方面因为自身坚定的选择为清廷卖命，毕竟清初对于汉人将领的拉拢与诱惑力度，是明廷和大顺政权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吴三桂的终极理想就是效仿明朝开国元勋沐英，能够安安稳稳的世袭一方。这两个方面促成了吴三桂的赫赫战功，加之南明残余势力尚存，清廷对于平西王的倚重加强，故而产生了放纵。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当吴三桂完全军政自主，势力盘根错节时，再想撤藩，就不是一个平西王的事儿了，而是一个庞大的军政团体，反与不反也不完全由吴三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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