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东周列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随着政治上的分封制的确立，政权的传承仰赖于世袭，统治者对人们的统治多迷信于神明、天命，对决策行为上也迷信于卜筮，其各国管理国家的方法延用西周时期比的活动，只是把比结果以簿籍形式上报，史称“上计”，这也是西周时期上管下曰“大比”为“大计”(《周礼·天官·冢宰》太宰之职中有：“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比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但七国在各自为实现争雄目的下比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各国更重视人力资源的比和人才的启用。出现了争相启用人才的局面，形成了诸子纷呈，各显才智的社会风尚，一些贤能者纷纷被异国重用，这表明当时的各国诸侯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人才是强国之本，只依赖族人世袭管理国家远不能实现强国富民之梦。二是新的人才启用催化了新的管理理念诞生。如管子的经营管理理念，一改过去国家贡赋以人口、土地为标志的征收办法采用了以盐、铁为征收税收标志的消费型的财政收入，这样既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又保证了国家税收的稳步增长，营造了齐国的强盛。前秦吕不韦以商人的理念治理国家把政权与经济价值理念有机结合视质于赵国的庄襄王为“奇货可居”，其政治家的远见，经济理念的老谋深算，着实成功地玩了一把现代人所不及的期货生意。正是吕不韦以商人的睿智以《秦律》会计管理审计监督为工具(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为证)才辅助了秦国的强盛，能在七国中称雄。
三是作为把握基本国情的人口比，仍被一些国家延用。《管子·乘马篇》载：“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篇名乘马，有计算之筹码之意，亦有物比计算牛马之意；对人比的活动，需在春、夏、秋不同季节开展，即春天登记造册，审查簿计，夏天按月计算，秋天(岁终)举行大稽(这里的稽同计)，通过比把握属国的民数的多少。《管子·度地篇》载：“常以秋、岁末之时，曰其民，案家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这说明齐国在土地的使用上，是根据人比地比的情况，合理安排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匹配。
四是以比为基础工作的会计呈报制度已产生(即上计)。“上计”，顾名思义，是下属的业绩成果通过会计报告形式，上呈国家相关机构、吏员，接受上级吏员的监督审查；亦有下级计算簿册呈报上级，接受上级吏员的确认、验证、评判之意。这些簿册，有的叫会事(年终总结)，有的曰会计(每年的集中汇总计算)，还有的叫质、剂，多是建立在比的活动基础上的。由于以计算为特征的上计活动及其命名的产生，使比的名称在秦汉时期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