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软弱无力，是导致第四共和国迅速解体的根本原因。
二战结束后，法国政界围绕着国家的政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45年10月，法国举行了战后首次公民投票，投票结果，绝大多数公民主张放弃1875年宪法，重新制订一部新宪法。但到底制订一部怎样的宪法才合适呢？当时身为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将军，极力反对在法国实行多党制与议会制，认为这样将导致国家政权的软弱无力。他主张通过全体公民投票表决通过一部新宪法，建立总统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总统独揽一切大权，以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但当时的现实又使戴高乐无力实现自己的主张。在抵抗运动中崛起的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在1945年10月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许多选票和席位，成了议会中的三大政党。戴高乐虽为政府首脑，但在议会中没有力量。而制宪议会中的各党派不赞成戴高乐的主张，它们要求建立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成立一个多党议会制的共和国。戴高乐的主张也未能得到法国人民的支持。罹遭战争苦难和德国法西斯压制的法国人民，战后渴望自由，要求开放和自由争论，对于加强政府权力的主张存在着强烈的抵制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又“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议会主义的老路。”
1946年10月通过的新宪法是第四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但这部宪法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法国人民虽然不赞成戴高乐的制宪主张，可是对新宪法草案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10月13日的公民投票，有900多万选民赞成新宪法草案，但投反对票的人数也相当多，接近800万人，而且弃权人数与投反对票的人数几乎相等，超过了全体选民的30%。戴高乐在批评该宪法草案时指出，法国选民的态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反对，三分之一的法国人根本不了解”。
同年11月10日举行了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弃权者占选民的21.9%。从这两次公民投票的情况可以看出，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未能得到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和拥护。
1946年的宪法规定，法国的政治体制为多党议会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任期6年，由各省市间接选出。议会实权在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是一个常设机构，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国民议会的会议。国民议会有立法、批准条约、通过预算、授权总理组阁、推翻内阁以及与参议院共同选举总统等权限。总统提名总理人选，但须经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总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但其职权极为有限。正如戴高乐所说，总统“仅仅限于担任顾问和代表国家。”宪法还规定，政府必须严格对议会多数派负责。对于解散议会，宪法作了种种限制，诸如在一届议会任期开始后的18个月内不得解散议会，解散议会须由部长会议执行，议会解散后政府也必须进行部分改组并由国民议会议长担任临时政府总理等等。因此，第四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中心既不在政府总理，也不在国家元首总统，而是在国民议会。第四共和国成了一个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政体。
既然国家权力中心在国民议会，那么国民议会的情况怎样呢？国民议会由各种代表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组成。法国党派众多，也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有6个实力几乎相等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即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党、以广大天主教徒为主要社会支柱的人民共和党（基督教民主党）、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法国共产党、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激进社会党（简称激进党）、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以及传统的保守派。此外，还有一些小政党，如民主社会主义抵抗联盟、布热德派、自由共和党和独立派等。与英美等国不同，法国各政党历史比较短，加之内部的分裂以及所代表利益的狭窄性等，因而它们“在整个社会中并没有生过根，也得不到支持”。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不少选举代表的弃权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没有哪一个政党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各党派对政府提出的政策各执己见，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议会往往因无休止的争论而处于瘫痪状态。国民议会的多党存在，决定了内阁通常由若干不同的党派混合组成。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互相倾轧，内阁随时有可能被一次简单的投票所推翻，“而这些投票往往只能表达那些迫不及待想当部长的人们的欲望”。1946年戴高乐下野后，法国制宪会议中的三大政党共产党、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签署了三党共同组阁协议，开始了三党联合执政时期。不久，三党联合走向破裂，共产党被逐出政府。之后，开始了“第三种力量”执政时期。第三种力量即中间派力量，包括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等，它们既反对左翼的共产党，又反对右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主张在两者之间建立中间派势力的联盟。但中间派的构成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它是“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很不稳定的联合”。1950年2月社会党退出政府，加入反对派行列。人民共和党在1951年选举中遭惨败，“第三种力量”分崩离析。这样，势均力敌的各个党派之间的相互争斗使国家的权力中心国民议会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同时，各党派之间不断的分化与联合，致使政府内阁频繁地更换。
政府因受到议会的严格制约，很难放开手脚，制订一整套国家的长远规划，并使这些规划付诸实施。因此，那些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如学校、住宅、交通以及社会福利等，被政府积压下来，推迟解决。对于那些有关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政府因害怕处理不善而导致议会的攻击，往往采取驼鸟式的规避政策。盖伊政府曾公开提倡“无所作为”的处事方针，企图绕过困难，而不是正视矛盾，解决问题。议会多党制严重限制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对此，仅作了40天总理的埃德加·富尔深有怨言。他指出：“对政府首脑来说，议会制实在是无法忍受的，……他所执行的政策很少是他自己的政策。也就是说，他所执行的政策只不过是他在想得到的和怕砸碎一切之间寻求的折中方案。”
政府的行政能力受到限制，成堆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外交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政府于是成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反对党攻击的靶子。内阁的更迭只是缓和不满情绪的权宜之计，无助于国内政治危机的根本解决。
当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弊端之后，法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要求政治改革，1946年宪法于是成了众矢之的，修改宪法的提案在议会中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来了。1954年12月和1958年3月两次对宪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总统的职权。但原宪法的基本内容仍被保留下来，议会多党制的实质没有改变。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前曾批评国会议员：“如果你们不考虑政府的权力、尊严和职责是绝对必要的，那么，我可以预言，你们这样下去，迟早会有一天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痛感后悔莫及”。第四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了戴高乐的这一预见。 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和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是造成第四共和国崩溃的重要原因。
二战期间，法国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达1万4千多亿法郎，相当于战前法国3年的全部生产总值。1945年初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及1938年的一半。
经济的衰竭造成法郎贬值，物价飞涨，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战后戴高乐临时政府未来得及摆脱经济的困境，给第四共和国留下了一道经济难题。
对第四共和国来说，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理应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然而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几乎均把对外政策放在首要位置，轻视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然，在第四共和国初期，政府通过制订经济发展规划、企业的“国有化”、并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等，使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增长。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存在，经济危机不断困扰着法国。1952至1953年的经济危机使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5.8%，危机高潮的失业人数达21.7万人。
1958年3月开始的一次经济危机又使工业生产下降了5%。
除了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外，第四共和国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财政危机。政府因满足工人和政府雇员增加工资的要求，以及重建军队和进行耗资巨大的殖民战争，造成国家财政支出的空前增长。而国民经济总收入远远赶不上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国家的财政赤字迅速增加。1947年的预算支出为90亿法郎，财政赤字为22亿法郎；1957年的预算支出为554亿法郎，财政赤字增加到102亿法郎。
为了弥补预算收支的不平衡，政府不得不通过马歇尔计划的贷款并向美国大量借款，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并大量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增加税收。这些措施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法郎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濒临财政破产和经济崩溃的边缘。1948年1月，法郎对美元的官方比价从1美元兑119.1法郎变为214法郎，法郎贬值44.4%。50年代以后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收支的大量逆差和国家储备的枯竭，法郎再次大量贬值。1958年6月宣布法郎对美元的法定汇率为1美元换420法郎，贬值16.7%，同年12月再次贬值14.9%。
法郎的贬值引起了物价的飞涨。据估计，50年代法国消费物价年平均增长率达5.9%。
由于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加上名目繁多的税收，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于是，抗议政府经济政策并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工人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此起彼伏。1947年4月5月，雷诺汽车公司工人举行了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大罢工；1948年秋发生了煤矿工人的大罢工；1950年，70多万五金工人坚持罢工一个多月；1953年8月，因抗议政府的退休政策，400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使全国陷入瘫痪状态。与工人罢工运动同时，农民反政府的运动也迅速开展起来，“中小农户变成了富足社会的抗议者”。
1953年10月，法国40多个省的农民拒绝向政府提供农副产品，以抗议工农业产品之间日益扩大的价格剪刀差。除工人和农民的反抗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不堪政府沉重的税收和垄断资本的压榨，对第四共和国也感到不满。始于1953年的以反映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为主的普扎特运动曾震动整个法国社会。
经济与财政危机不但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且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明朗化，进而引起了政治危机。第四共和国几乎历届政府的垮台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它的经济政策及财政状况有关。1957年5月，居伊·摩勒政府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和财政政策遭到其他党派的激烈反对而倒台的。 外交政策的失误尤其是大规模的对外殖民战争，直接促成了第四共和国的灭亡。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的实力遭到严重的削弱，由昔日的世界强国降为二等国家。美国和苏联在战后成为全球范围内实力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苏争霸世界的格局逐步形成，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已降为二等国家的法国，如何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格局，这是法国在战后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外交问题。可是，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不是根据世界和欧洲形势的新特点、新情况而制定的，它因不甘屈居二流国家的地位，不愿抛弃历史传统，明知不再是一流国家，但仍企图发挥全球大国作用。于是，国家不得不把过多的精力置于不切实际的外交目标上，从而忽视了国内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因为实力不足，法国的外交处处被国际事态牵着鼻子走，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第四共和国的外交失策主要表现在它的非殖民化问题上。与英、荷等国一样，法国曾是一个殖民大帝国，在海外拥有许许多多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二战后，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空前高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其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削弱，要维持对殖民地原有的统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第四共和国与英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的比较明智的态度不同，它不顾客观现实，把殖民帝国的完整性当作恢复大国地位的一张王牌，结果迟迟跳不出老殖民主义的圈子，逆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而动，以致陷入殖民战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1946年10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对殖民地问题作了规定，法国虽然放弃了“法兰西帝国”称号而代之以“法兰西联邦”，宣称法国与殖民地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并把殖民地分成海外省、海外领地、联系成员国和归并地4类，但它再次肯定了宗主国法国对领地的支配地位，其殖民帝国的性质并未改变。对此，法国历史学家米盖尔批评道：第四共和国政府“把法兰西联邦这条随时都会沉没的破船勉强维持在水面上。他们既想延长联邦的寿命，又没有足够的军事、财政和外交手段”。
然而，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强大历史潮流。在印度支那、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突尼斯与阿尔及利亚等地，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法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疯狂和野蛮的镇压。殖民者的野蛮行径，只能激起殖民地人民更大的愤怒与反抗。在殖民地人民的顽强斗争下，法国军队节节败退，损失惨重。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最后失败。根据《日内瓦协议》，承认印支独立，法国势力退出印支三国。1956年3月，法国政府又被迫先后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同年11月底，法国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冒险遭到失败。尤其是1954年开始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法国的非殖民化成了一次“痛苦的、令人沮丧的和泄气的经历”。
大规模的对外殖民战争，加剧了法国的财政危机。由于连年的殖民战争，第四共和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1947年为2，310亿法郎，1947年增加到3，700亿法郎，1953年高达5，380亿法郎。
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本来捉襟见肘的法国财政状况更加恶化，财政赤字迅速增加。从1947年至1957年10月，法国财政赤字增加4倍左右。
对外殖民战争及其失败，进一步加深了第四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于殖民地问题，法国国内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态度：广大的法国人民和法国共产党主张让殖民地独立，反对政府推行殖民政策；右翼与中间派势力则主张继续保留对殖民地的统治。随着殖民战争的一连串失败，不仅法国人民和各左派力量更加不满政府的殖民政策，连统治阶级内部也相互指责，企图推卸战争的责任，内阁危机于是频频发生。
对外殖民战争大大地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欧洲和大西洋联盟内的地位。许多国家纷纷谴责法国的殖民政策，要求法国政府尊重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让殖民地获得独立。与法国同属西方联盟的美国，为了与老牌殖民帝国争夺在亚洲和非洲的利益，打着“反殖民主义”的旗号，推行新殖民主义，不赞成法国的强硬殖民政策。而且，由于美苏冷战，美国极为关注在西欧的冷战阵线力量。而对外殖民战争须将法国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转用于殖民计划，致使法国国内实力空虚，这不符合美国加强西方联盟实力抗衡苏联的目的，由此造成了法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为了摆脱殖民战争的困境，法国不得不进一步从经济、军事上求助于美国，从政治、外交上依附于美国，并降为美国的“二等伙伴”。法国人民反对美国的干涉和控制，要求政府结束殖民战争。由于统治者的一意孤行，第四共和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
对外殖民战争的失败，还引起了军队对政府的不满，军人干预政治的现象由此日益严重。到第四共和国后期，巴黎政府已无法控制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许多保守的军官认为，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的失败，是因为政客们“拆了他们的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是对法国军队的“出卖”。
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958年5月，驻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分子在军队的支持下发生叛乱，宣布成立救国委员会，要求成立以戴高乐为首的救国政府。在巴黎新上任的弗林姆兰政府对叛乱束手无策，第四共和国此时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在第四共和国危机四伏的最后时刻，立志重返政坛的戴高乐将军适时担当了第四共和国的掘墓人这一重要角色。在国内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的要求下，戴高乐于1958年6月初组织了新内阁。戴高乐上台后，一方面，他违背了殖民主义分子的意愿，花了约4年时间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另一方面，着手第五共和国的创建工作。1958年9月28日，公民投票结果批准了戴高乐提出的新宪法草案。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成立。1959年1月，戴高乐正式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第四共和国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在其政权的频繁更迭中艰难地度过了它12年短暂的历史。考察第四共和国迅速解体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一个国家、一个政府采取何种性质的政治制度，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否则将给国家甚至政权本身造成致命的危害。被资产阶级吹捧的议会多党制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权，当议会权力过分膨胀而严重阻碍国家的行政权力时，这一制度的弊端也就显而易见了。历史本来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多党制造成了法国政治的混乱，内阁危机频频发生。然而，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废墟上建立的第四共和国，未能吸取前车之鉴的教训，几乎如法炮制了第三共和国那种软弱无力的议会多党制。理所当然，它难免重蹈第三共和国之覆辙。1958年，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总统制的戴高乐的重新上台，实际上是法国当时客观形势的要求。其次，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第四共和国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及因政府频繁更迭引起的摇摆不定的经济政策，导致法国社会各阶层普遍的不满，从而造成社会动荡，加剧了政治危机。第三，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不同，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亚非拉殖民地人民已经觉醒起来，他们要求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建立主权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这股洪流谁也不可阻挡，任何维持殖民统治的企图注定要遭到失败。事实证明，海外殖民地对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对外殖民战争消耗了法国的元气，加深了法国的政治危机，直接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