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宋史》记载：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宋仁宗赵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早年历封庆国公、寿春郡王、升王，官中书令。天禧二年被立为皇太子。嘉祐八年赵祯崩逝，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于永昭陵。
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他善书法，尤擅飞白书。有《御制集》一百卷。《全宋诗》录有其诗。
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赵恒逝世。年仅十三岁的赵祯即皇帝位，由皇太后刘氏（章献明肃皇后）代行处理军国事务，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才开始亲政。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对待臣僚、侍从宽厚。传谏臣包拯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
赵祯不安于守成的现状，针对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以及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也有志开展革新。他多次以“天下事责大臣”，意图有所作为。
庆历三年赵祯授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对范仲淹等着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十项改革主张，赵祯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随受到贵族官僚阶级的阻挠和失败。但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两立皇子，驾崩卞梁
赵祯因膝下无子，景佑二年（1035年）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抚养。但在宝元二年（1039年）豫王赵昕出生后，赵祯又将赵宗实送出宫。但赵祯的三个儿子接连早夭，于嘉祐七年又立赵宗实为皇子（赵曙，即宋英宗）。
嘉祐八年，赵祯于汴梁皇宫驾崩，享年五十四岁。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开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1010-1063），是宋真宗赵恒第六子。
仁宗在位时的几件大事有宋夏战争，庆历新政等。
关于宋仁宗的评价，以下评论摘自《北宋觉醒-庆历新政与鼎革之殇》一书，评论还算中肯，供您参考：
仁宗作为宋代立朝后的第四位皇帝，在他的成长的时间里，虽有外患的压力，虽然也有些许小规模的国内叛乱，但是都不至于发生对王朝有着直接威胁的危机。因此，对于仁宗而言，这表面上的太平盛世，处于一个静默流动的状态，但是一切如苏轼说的“天下之忧患，最不可为者，即表面上为治平无事，而其实存有不测之忧”。
此时距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已经有83年，而距与辽国签订和平协议的澶渊之盟也有近四十年了。西夏战事刚落，东京歌舞升平，这又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时代。
在他之前，开国的宋太祖，宋太宗还算雄武之君。但仁宗则如同他的父亲真宗一样，长于宫中，未经艰难。仁宗只是在一个已有稳定的框架中，又幸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执政者。他按部就班，毫无逾矩。王安石评价他是“恭俭仁恕”，他就像是一个中学的模范生一样，宽仁心善待人，谨守成宪行事。对于大臣们劝诫或批评，他常常会显示出愿意倾听的样子，但至于能不能付诸行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他偶尔会因这些刺耳的谏言而意气用事般地惩罚大臣，如废郭皇后时他贬逐孔范二人一样，或是如景祐年间，他二十余岁时，可能是由于少年的他纵情声色，谏官滕宗谅提醒他近来他上朝时羸形倦色时，仁宗便把他贬到信州。但是，这样的偶尔的怨怒的结果也只是止于贬官而已。相较于明代对待直言的臣僚，轻则杖打，重则杀戮来讲，几近天壤之别。也就因为这样的性格，他对于圆融处事但无所建树的吕夷简特别信任。
大臣们曾反对他不要擢升他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他置若罔闻，直到谏官包拯在大殿上激烈抨击此事，连唾沫也溅到仁宗脸上了，仁宗才如犯错的孩子一样感受到巨大压力而放弃这项任命。庆历前后，如果不是西夏和北方的辽国的双重压力，如果不是当朝京官们每月上奏的大量未粉饰太平而是疾呼危局的奏章，仁宗，可能还会庆幸于西北战事结束，又可以做太平天子了。
当形势危急必须要做出调整时，仁宗会尝试去改变。但是，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主见不明往往造成事难善终。庆历之后，仁宗还可在位约20年，从他年少即位到1063年他去世，他活了53岁，在位41年。庙号为仁宗的赵祯在性格上，对得起“仁”这个谥号。但是作为一个执政者，他偶尔的改革冲动并不能掩饰他在更长的时间内的执政上的庸碌无为。在这样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下，加之庆历诸子，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都是一时之选的社稷之臣，可供坚实辅弼的机会中，他没能把握时机，韬光养晦，革弊强国，反而是应付般的补苴罅漏，有时甚至是在掩耳盗铃，对问题视而不见。他毫无强烈更张的企图心与执着。他只有菩萨心肠，却无雷霆手段。这样的性格于一个大家庭中会是一个好的家长，但于国家大政的指引中，却往往是灾难性的。
他留给他的继承者英宗的遗产，除了几位饶有风骨却已是暮气沉沉的大臣外，就是经济发达，还算稳定的社会局面。但这个朝廷自从真宗开始的痼疾，却丝毫未有改变。而这样的问题，在真宗身后不到十年，便激起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庆历年间变法的失败，实际是仁宗的失败。如果仁宗有后来神宗的果毅和坚决，或许庆历新政可以一扭宋代的沉疴痼疾。而在此新气象基础上或许能生成更为强大的士大夫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