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和科学研究方向通常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是相对应的，这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往往是粗放型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通过自然资源数量上的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对资源的严重依赖，是资源依赖型的增长方式。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会有所提高，同时自然资源同经济增长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起来，资源获取的成本上升。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单纯依靠资源的大量投人与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变动困难重重，在生产要素数量投人的基础上注重技术进步的作用，提高要素的技术含量，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道路，就成为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必然，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就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时，自觉将自然资源因素纳人到经济增长体系中去，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来，随着内生 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资源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为了资源环境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方面，并提出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其意义在于，将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而必须支付的环境资源成本纳入生产函数，得出最优可持续增长路径。我国学者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出了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型。
焦必方(2001)把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构建了一个环保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U(Y,a) = AKαHβ(uL)1 − α − β − C(a)
其中，U(Y,a)为效用函数，Y为长期的产出增长率，A为技术进步，K为物质资本积累，H为耗竭性资源，L为人力资本，A、K、H、L均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u为每个生产者从事生产必须的一定比例的时间，C(a)是环境的负效用或环境的污染成本。0 < α < 1,0 < β < 1,1 − α − β > 0,C(a) > 0,C^(a)>0。
从上式可以看出，要在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使效用函数极大化，至少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充分合理地利用耗竭性资源，在此基础上，使AKαHβ(uL)1 − α − β取得极大值，这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第二，须将因污染环境而必须支付的环境成本纳入生产函数，体现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消除其外部性。
范金(2002)基于Olson(1990)、Museand Lines(1995)以及RubioandGeotz(1998)的研究思路，建立了基于广义资本，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的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认识：存在唯一的一条可持续发展下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沿着此均衡路径，生态资本最优分配的必要条件是生态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其边际成本；从世代交叠角度，每一代的边际时间偏好率必等于其所面临的物质资本的利息率；劳动分工的结果是：个人将调整其生态产品和非生态产品的生产一消费行为，使得系统趋于均衡。在此调整过程中，交易效率系数和反馈敏感系数具有相同的效果；环保意识的提高将导致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存量水平的下降。
刘凤良等(2002)认为资源的可耗竭性对持续的经济增长起到严重的制约作用。抵消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只能依赖技术进步。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中，引入知识积累将抵消资源耗竭的作用，实现持续增长。同时，由于自主决策会产生低效率，因而需要借助于政府干预，促进知识积累，抵消资源耗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的情况看，我国资源经济学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基本继承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资源最适耗竭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尤其是矿产资源的耗竭问题。刘朝马等 (2001)针对矿产资源最适耗竭问题，将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发现引入到最优耗竭理论，建立以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矿产资源最优利用模型，并应用现代控制理论中的庞特里雅金最大值原理获得矿产资源的最优利用条件，寻求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律，以期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芮建伟等(2001)从候太龄定律入手，根据矿产资源的价值理论，建立了同时考虑资源开发过程中开采和勘探两方面因素的矿产资源价值动态经济评价模型，给出了模型求解的过程，得到了模型的微分解，指出矿产资源动态经济评价的解其实也就是矿产资源的最佳开采与勘探路径。魏晓平、王新宇(2002)根据可耗竭资源的最佳开采条件、最佳存量条件，从经济学角度对矿产资源耗竭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我国学者对“动态优化”问题也进行了初步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