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官僚制时代是一个新的组织时代，它意味着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周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组织内部，组织模型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在组织外部，新技术时代—特别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正在日益改变和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主要表现是：
第一，组织变迁越来越表现出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善治”已经成为判断模型好坏的基本标准詹·库伊曼（J.Kooiman）指出，因为政治系统具有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管理和治理本身也应该是动态的、复杂的和多变的。政府组织是实施管理与治理活动的主体，针对这种多样的、复杂的和动态的状态，仅以一种模型对应已经不可能。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实施管理与治理功能的组织更加多样化，公共部门的模型变迁并不完全依赖企业型政府范式，私营部门的情形变得更加不可琢磨，崛起的第三部门界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非政府与非营利的特点是人们不得不思考其究竟为什么而存在。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出现，究竟是为了调整国家的矛盾还是解决家庭的问题都不甚清楚。如果再把“公共部门—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国家—公民社会—家庭”两组概念对应起来分析，问题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假设公共部门是代表国家的利益而存在，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的利益为重，那么，私营部门和家庭的关系是否更加密切?组织的多样性，组织利益的多元性，内部关系的错综复杂与不稳定的结构使得模型的选择不再是唯一的，这种情况下，实现善治就成为模型选择的唯一的标准。“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其有四个基本要素：(1)法治；(2)有效的行政管理；(3)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政治透明性。人们往往以是否具有这四个基本要素为标准，就能够对组织模型进行必要的科学的选择。
第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出现，“开放性”成为组织的显著特征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公共管理时代是科学管理的时代，也是服务于人本主义的时代。根据尼古拉斯·亨利的观点，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是组织具有开放性的显著特征。[1][P.93-127.]曾经流传的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都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但我个人认为公共管理时期组织开放性的意义更加深远：(1)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2)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3)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工业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4)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企业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
第三、政治制度的规范与创新意识萌发，政府组织显示自己能力不再以是否对外国技术模仿、移植了多少为标准政府发展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形象建设，对法律、制度、道德的追求远远超过其他，而把技术的创新交给企业与研究机构来完成。在整个“重塑政府”的运动中，政府依靠法律、制度、规范“掌舵”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服务”也是政府从自身发展中切实感到应该做的事情。许多国家并没有走相同的道路，制度创新更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定。英国、新西兰所走的道路与芬兰、丹麦不同，“用更具体的概念来进行总结，可以说威斯敏斯特国家采用的是‘最小化模式’(minimizationmodel)。他们努力分解传统的公共服务机构，让国家提供最少的产品和服务，而最大限度地扩张私人领域的空间。相反，北欧国家更多采用的是‘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model)，较少使用私有化方式。”认可和创造某一模式始终与某一种政治制度的规范、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模式的选择正是制度规范的选择。
第四，人事管理从公务员制度时代走向人力资源管理时代就公共部门而言，“人”与“物”两者之间对“人”的研究始终是最重要方面，行政管理时期侧重人事制度的安排，即政治任命制度、公务员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弱势群体保护行动制度，而公共管理时期重在研究人事管理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其中，寻求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方案成为人事管理的中心。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的认识之后，学者们把人事管理的传统功能扩展，提出了人事管理的PADS四项新功能，即人力资源规划、人力资源获取、人力资源开发、纪律与惩戒等。公共管理中更愿意把人看作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资源人”。更愿意把人事问题看作一个动态的系统，发展的系统，一个与目标紧密相连的系统，从而使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研究都得到重视。
第五，“虚拟政府”、“e政府”、“数字政府”作为同义词出现，代表着在传统公共部门之外出现了“影子公共部门”，并有能力分担和改善传统的政府职能互联网技术作为一个平台支撑着公共管理虚拟领域的存在，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或者第三部门，都可以借助这一平台扩展自己的服务功能。网络的普及使得传统的政府职能可以延伸进家庭或者私人生活空间，传统公共组织的边界线、组织层级消失，有形组织向无形组织方向发展，直接的权力控制变成了间接的制度控制，权力权威变成了制度权威。其中的好处体现在几个方面：(1)公共部门人力成本大幅度降低；(2)公共部门更加开放，回应性更好；(3)公共部门信息资源利用率提高，信息的社会价值增高；(4)透明性好；(5)责任明确，公共责任全社会分担的趋势明显。(6)催生数字城市、数字经济等一系列概念出现。
第六、权力“多中心”形成在后官僚制时期，权力中心从以政府为主体的固有的组织形态中开始分解、外移，向非政府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其他民间组织渗透，构成新的相互平行的多重权力中心，“集权结构将处于瓦解状态，在政治上（指美国）总统及国会已无关紧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将成为最主要的政治实体。“出现了一种“矩阵组织的领导形式“和“多元化的领导制度”，经济集权也急剧减少，国家将迅速地分为地区性经济和专业性经济。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中心让位于市场中心，多种类型的组织都可以参与市场活动，政府依靠权力所树立起来的权威下降，影响力日渐减小。多中心的形成使得组织呈现出多形态、多模型，运转更加灵活，组织效益、公平等原则得到更好的体现。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组织发展近年来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整个社会成了一个松散组织的集合体，组织内部的自律意识加强，结构合理科学，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依靠法律与制度进行的宏观控制更加有效。
现有的状态清楚地表明官僚制时期开始解体，后官僚制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共管理的任务更加清晰，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也更加明确，那就是彻底丢掉对官僚制的一切幻想，调整政府发展的规范，从体制上完善管理制度，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融入后官僚制的发展潮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