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因为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多人。可想而知,如果再加上这么多人口,我们的生存环境会多么恶劣,可持续发展会更加的遥遥无期。但我想指出一点,人口数量增长的压力虽然是基础性的,但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有很多人口密度远远要高于贫困地区的城市其生态的压力却要轻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人口对于生态的压力。
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数量多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从力量形态说,任何一个人口都是消费力(或者称消耗力)、养育力和活动力的结合。其中活动力可以有多种理解,譬如旅游这种地理活动对资源环境就有很大影响,人口的迁徙意味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重组。我们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消费自然的产品,从空气、水、食物到通过自然资源加工和转化的一切社会产品无不如是。
我的研究结论:
-- 人口、资源、环境之间问题的源头在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自然的演变史、文明的进化史就是人类不断地攫取资源、破坏环境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再造资源、重建环境的历史。在浩瀚的自然面前,人类就像一柄双刃剑,发挥着历史的作用。
-- 从系统的观点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从三个方面互相结合:首先,任何一个人类的人口系统都是一个消耗的系统,由此带出人口的消费力和资源的养育力的关系问题。人类是现今地球上食物链中最重要的一个生物环节,最重要的消耗系统。没有对资源的消耗,人口系统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但这种消耗是有边界的。其次,任何一个人类的人口系统都是一个排泄的系统,由此带出人口的污染力与环境的自净力的关系问题。投入-产出的过程依然可以从人口系统中得到反映。人口系统时时刻刻都在产生垃圾,成为最大的环境污染源,但无论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生产所产生的垃圾都存在着一个极限:环境的自净能力和人类使废物回收的程度。再次,任何一个人类的人口系统都是一个活动的系统,由此带出人口的活动力和自然的支持力的关系问题。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但人类的活动时刻可能给环境带来压力。
自然是人类的生存之源、衣食之母、道德之父。没有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恩泽和自然的完美,人类的一切都无从谈起。自然是人类最大的财富,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在很多地方,“发展”已经成为奢侈的字眼。所以,我宁愿退一步说,我们需要的是新的生存哲学。这样的哲学不仅仅是人类要在自己的欲求和自然的资源和环境之间建立起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而且在于要富有远见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需要环境文明,需要环境道德和环境伦理,需要伙伴关系,需要友爱和责任。
既然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我们就应该去保护它、去回馈它、去帮助它。这是环境伦理最基本的内涵了。遗憾的是,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崛起、欲求的增加使得我们越来越离开了文明的本质。人类大大小小的苦恼都来自文明的异化,我们所看到的文明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是将自然的演变命运排斥在外的文明,时代在呼唤新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有识之士所鼓吹的“环境文明”。这种文明观,在我看来,就是将人类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发展观,就是将人类如何对待自然、自然就如何回应人类的理念作为对一切问题考虑出发点的发展观,就是重新调整和建设人类与自然关系使之达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境界的发展观。
“环境文明”是以“亲生态人口”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文明社会。我们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环境后果,并将一切不平衡的心理所可能产生的恶果消灭在萌芽状态。人类有文化的自觉---这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真、善、美的力量。所以它可以成为建设性的力量。但一旦人类被欲求所迷惑,就可能成为对资源环境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由此可见,通过环境教育建立起我们人类对于自身处境的“文化自觉”是何等的重要。
历史经验表明,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在基本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形下,我们对于自然的掠夺倾向会大于对自然的保护。这是中国的百年忧患。中国要重建山川优美的生态环境,面临着极其巨大的挑战,根本的一点是要完成历史性的人口转型:即从反生态人口转变为亲生态人口。唯一如此,人口才会主要作为建设性的生态因子而存在。毫无疑问,首先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要互相协调,然后才谈得上实现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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