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评价古人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带着现代人的思维，这首先就会造成评价的不客观。
如何评价赵构？我们不妨看看古人的评价。
“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
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
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这是元代官修《宋史》在赵构本纪之后的“赞”。
这篇“赞”对高宗的评价可谓既肯定又批评。
首先点出高宗才不足。
“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说赵构做个守成的君主绰绰有余，但是做个逆境挽救国家的则不行。这个评价是很客观中允的。
其次，指出赵构面临的处境很艰难。
《宋史》是将高宗和夏代少康、周宣王、汉光武帝、晋元帝和唐肃宗并称为中兴之君的，并指出宋高宗和晋元帝和另外四位相比在“克复旧物”方面有差距。尤其突出高宗面临的处境“时危势逼，兵弱财匮”，处境比其他君主更加艰难，令人同情。
这个评价我觉得有点过了，像汉光武帝、晋元帝面临的处境并不比高宗容易多少，高宗接受的摊子并没有糜烂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再者，批评高宗将局势弄得越发不可收拾。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
指出高宗继位之处，国内有大量勤王之师，又有李纲宗泽这样的良相良将，“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事情是大有可为的。高宗接受起码牌面上是不错的。
但是他受黄潜善、汪伯彦的蛊惑，一味南逃，以致于丢失中原，又发生苗刘之变，后来又受制于秦桧，使得局面越来越差，只能“权宜立国”。最后害死岳飞，让有识之士“扼腕切齿”。
最后，说他“偷安忍耻，匿怨忘亲”
这个直击高宗的软肋，赵构是主和的，没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忘记了被俘的父兄，只知道因循苟安，“卒不免于来世之诮”，会让后人耻笑的。
我觉得古人的评价就已经很到位，比我们这些不熟悉古代历史之人的评价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