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
《新唐书》
《新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帝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998～1061）、欧阳修等撰，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据统计，《旧唐书》帝纪三十万字，《新唐书》帝纪简化为九万字，内容还有所增添。《新唐书》删去《旧唐书》中六十一人列传，增写三百三十一人列传，还增加志三篇，表四篇。全书所载史事比《旧唐书》多，特别是晚唐时的史事，比《旧唐书》大为充实。但为了追求事增文省，因而有不少删节失实之处。
参加编修的人先后变动很大，实际上是由宋祁和欧阳修主持编写。宋祁始终参加编写工作，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是在设立唐书局十年之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后来只完成帝纪和志的一部分。律历、天文、五行诸志为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所作。
《新唐书》目录（明嘉靖本）
《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食货志由原来的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的内容，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也有不少革新，大量记载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农田水利；还详细记载诸道、州、县上贡土特产的情形；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反映了唐代的军事部署情况；集中叙述羁縻州，有助于了解唐代各少数族的居住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又根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扼要记述了唐朝与境外交通的七条道路，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原与少数族地区以及和亚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
《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派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张泽咸）
旧唐书
唐王朝曾经在我国历史上盛极一时，但作为第一部完整的唐朝历史，却是在一个极端混乱的时代里完成的。这部史书，现在在二十五史中被称为《旧唐书》，题为刘昫编撰。
【编撰】
刘昫为五代后晋时的宰相。《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塘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其实这部史书花功力最多的为张昭远和贾纬，只是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
【简介】
《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赵翼《廿二史札记》评论说，《旧唐书》中的《封常清传》，“郁勃悲凉”，“千载下犹有生气”；裴垍所写的《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历史】
然而《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佑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评之为“颇步繁芜”。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意义】
《旧唐书》在研究我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我国科技史的资料。在《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著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 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它，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历史毕竟已给予《旧唐书》坎坷的命运，使它无端沉没了约五百年。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区别在哪里？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新唐书》是为区别《旧唐书》而得名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地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
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因为：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毫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此外，《新唐书》中也还有一些史实和年月的错误。后来有一位年少气盛的学者吴缜专著《新唐书纠谬》一书，共举出该书四百六十条错误。后人对吴缜的评价也颇有分歧。有人认为他过分自大，“沾沾自喜”，带有报复心理，也有人很欣赏他。但不管怎么说，《新唐书》中的谬误是不容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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