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供给短缺，而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劳动人口不足会直接制约经济增长。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劳动人口总量达到最高峰，之后一直下降，2010年，劳动人口总量比1995年减少了7%，而劳动人口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从15%上升到25%。同期，
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尽管日本政府推行了超宽松的财政和
货币政策，努力刺激经济增长，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宏观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日本人口总量已连续10多年负增长，劳动力供给短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可见，
老龄化社会中，改善劳动力供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相关的社会保障支出会大幅上升，将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避免公共债务风险，政府或者压缩其他支出，或者增加税收，这又将制约经济增长。例如，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即源于养老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老龄化加剧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
养老金支出。危机爆发前，希腊、意大利和
葡萄牙等国30%以上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都被用于养老保障，而希腊的这一指标接近50%，而且养老保障支出具有刚性特征。另一方面，与之相伴的赡养率下降可能会带来公共养老金缴费率下降，收支两方面的挤压导致政府日益依赖发债弥补
财政赤字，最终导致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
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和医疗健康支出会从2015年占GDP的15%增加到2100年占GDP的近25%，老龄化问题正对各国公共财政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和风险。
第三，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对资本形成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分析，社会中处于中年和壮年阶段的人群储蓄倾向较高，老年人储蓄倾向较低，老年人口占比提高会降低储蓄倾向。同时，高抚养率会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和支出，阻碍资本积累，加之老龄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会进一步降低实际储蓄率。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储蓄率降低意味着资本积累和投资率的下降。
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特征。1975年，日本家庭储蓄率曾达到23.1%的峰值，高储蓄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导致日本储蓄率持续下降。2013年，日本家庭储蓄率首次出现了负值，为-1.3%，可见，老龄社会中，较高比例的居民动用存款进行消费，显然不利于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通过改变消费行为、产业结构、
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金融资产结构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当然，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有些是正面的，或者兼而有之。例如，劳动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能力最旺盛的人口，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不利于消费，但是，老年人对医疗护理、康复保健、老年用品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