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依附英美帝国主义，采取强制掠夺的方法，逐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中国民族资本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要求。
资本主义产生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依附英美帝国主义，采取强制掠夺的方法，逐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我国近代先后产生且一度长期并存的两种经济形式。它们均产生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都是带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两者之间的区别
1、从产生时间及历史条件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一些行业中产生；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受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派的诱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应运而生。
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依附英美帝国主义，采取强制掠夺的方法，逐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从发展道路及社会地位看：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它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束缚，特别是在官僚资本主义形成、膨胀的过程中，民族工业备受摧残，日益萎缩。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显得缓慢艰难，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束缚，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具有妥协一面的同时，它也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要求。
而官僚资本主义凭借国家政权，依附帝国主义，一起步就以垄断形式出现，因此发展迅猛。抗战时期，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抗战结束后官僚资本达到顶峰。正因为如此，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利益，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从发展前途和结果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为革命团结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采取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合理地调整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用和平过渡的方法，改造和消灭了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由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
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这一形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
本，将它们转化为社会主义国营财产，至此，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
什么叫“买办”，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理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另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
“买办”原来专指清末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外商服务的中国籍，采购人或管事，后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代理人。
“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鸦片战争以后，“买办”制度，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
“买办”阶层，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点，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他们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
“买办”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双重身份，在洋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国人面前又是老板；二是其经济利益是依附于外商的，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没有任何联系。
“买办”们的这两个特点，与汉奸是完全一样的。“汉奸”与“买办”的分别是，“汉奸”完全脱得赤裸裸的，而“买办”则是半隐蔽的。
“买办经济”，是一种严重依存于外国经济势力，而存在的经济方式，是一种依附经济，没有自立能力。当然，这并不影响“买办”阶层们先富起来，而且这个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无非是，把国外的垄断产品贩到国内来，再把国内的资源廉价的卖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买办”？象美、日等所谓崛起的国家，当初都是通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式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国家想如此崛起，就没有条件了。这些强盗发财后，当然会洗黑钱漂白了。
今天这些崛起的国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落后国家想崛起，就只能够勒紧裤带苦干了，这个苦干不是短期内的干，而是干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把国外先进的产品贩进来，和把国内的资源廉价卖出去，却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睡床板，明天当老板，这就是“买办”经济，如此吸引一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思想解放了，从新的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李鸿章、汪精卫的确都是如此的。
“买办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母语的衰落。韩国是一个小国，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韩国人当中，也出了不少韩奸。但是，韩国人在前些时候，对历史上的韩奸进入了界定，把这批人，打入了历史的耻辱柱中。一个小国能够这样有骨气，猜想，韩国的经济一定不是什么“买办”经济，韩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们，一定是通过“剥削”外国而崛起的，肯定不会为外国民营企业家做监工，做“买办”。所以韩国是不会容许戏子们去演日本艺妓的，也不会为了与“国际接鬼”而修改历史教科书。
“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大批当地“买办”。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
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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