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高投资”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说，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是许多亚洲国家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共同特征。日本从1953年开始到197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其高达35％的
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新加坡在1971年至1985年间的高速发展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超过40％。
马来西亚在1990年代中期也有几年高速增长的时期，而它在此时期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也超过40％。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都认为，高资本形成率和大规模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引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资不仅来源于国内储蓄，而且来源于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众多的外国公司被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吸引，大举投资中国。据中国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6．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0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5％。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累计
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180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流入，不仅补充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而且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
第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
比较优势，一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不仅每年都有近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而且在广大乡村有超过1．5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到城市就业。二是“人优价廉”。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很高。
第三，效率改进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效率改进和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技术改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僵化的集权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种
生产要素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或经济领域，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另一方面，
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带来资本，而且也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无疑这也是提高全要素
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第四，剧增的国际贸易拉动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自1980年以来，中国始终把对外贸易发展作为拉动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政府不仅主动减少国际贸易的政府垄断和控制，降低贸易壁垒，而且积极谋求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而这些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逐年
增加，进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位居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贸易大国。
第五，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