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读到马克思把中国人比喻成“袋子里的马铃薯”的文字之后，我就一直注意“外国人怎么看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外国人论中国”主题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了。每每读到其中论述时，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起初，抑制不住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外国人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不过，当联系到古代、近代的中国是何等的闭关锁国，何等的道德专制，何等的自我欣赏，何等的愚昧落后（当然也有我们的优势或优点，在此存而不论）时，我的自尊心便无法安静下来。“老外看中国”肯定“老外”吗？他们的“偏见”中是否也有“正见”甚至是切中要害处？下面只列几条，请你思考——
孟德斯鸠：“他们（中国的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实行。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他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艾森斯塔德：“即使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话，那它也是国家的宗教，而不是个人的信仰体系。它没有发展出专门化的角色或宗教组织，但是它贯透于国家组织之中，把中国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会国家。”
利玛窦：“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之中只有中国值得赞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
艾斯卡拉：“从远古一直到19世纪终了，中国知道并且使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接受的希腊、罗马观念极不相同的法的概念。这一中国的概念虽然不是儒者们的创造，但至少是为他们异常精确地表述出来的。或许可以说，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是靠‘儒家的玄想’来维持的，靠着它关于人类秩序与自然秩序相互作用的理论，关于君主对社会和宇宙之间和谐负责的理论，关于依靠对礼仪的示范和遵守而非法律和惩罚而达于和谐的理论。中国实在法所特有的近代法典编纂之前的表征，就浸淫于这种玄想之中。”
艾尔曼：“儒家系统化的社会、历史、政治观点都是围绕祖先崇拜展开的，宗族关系被奉为道德行为的文化基础。忠孝等宗法观念又被外化到国家层面。因此，宗族秩序的道德影响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性基石，被国家认为是有益的。”“引自经典的政治语言是晚期帝国意识形态主张的体现。皇帝、朝臣、军官和士绅都借经典为他们对公共及私人事务的垄断辩护。经学研究被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为国家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晚期帝国的政治权力通过儒家道德、政治哲学反射到令人仰慕的制度和符号系统之中。”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皇权由巫术的神性中发展出来，世俗的权威与神灵的权威统一于一人之手——皇帝为了获得神性必须具有的个人品质，被仪式主义者与哲学家加以仪式化，继而加以伦理化。皇帝必须依据古典经书上的仪式和伦理规则生活与行事。这样，中国的君主首先是一位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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