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区域内部统一的社会文化市场建设，必须强化区域共同的社会文化理念、社会文化认同，以区域社会文化协定、社会文化规划、社会文化建设行动计划和社会文化框架等系统化政策模式推动区域社会文化认同与合作交流。推进长三角社会文化市场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主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1.深化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社会文化市场体系
继续深化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社会文化市场体系。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国有资本占比过高所造成的长三角内资本准入门槛过高、社会文化企业竞争活力不足等问题，加快社会文化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社会文化企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准入监管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社会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对社会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实现所有制结构和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充分发挥市场对社会文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解放与释放社会文化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要加强长三角各地社会文化管理部门的合作与交流，推动社会文化领域大部制改革，促进政府转变管理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创建新型政府社会文化治理模式。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有关政策意见，改“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改审批制为备案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消除地区间贸易壁垒，降低社会文化市场交易成本，为社会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推动社会文化资源协同开发，打造特色社会文化品牌
深入挖掘长三角特色社会文化资源，以特色社会文化项目打造为抓手，深入实施重点文学、舞台艺术、影视剧、重大主题美术、优秀少儿作品等精品创作生产工程，创作生产出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社会文化、具有江南文脉特质、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社会文化产品，实现社会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竞争优势转变。积极鼓励社会文化IP创新、技术创新，在各类省市社会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中，优先扶持具有高技术含量与高社会文化创意的社会文化项目，实施长三角特色社会文化科技保护示范工程，完成对江南社会文化、运河社会文化、海派社会文化等社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建设，建设一批具有长三角特色社会文化资源IP数据库。
统一设计长三角社会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和主题宣传口号，利用“大运河”“江南古镇”“江南水乡”等特色社会文化元素，打造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领域顶级节庆、论坛、赛事等高端品牌，如“长三角社会文化艺术节”“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高峰论坛”“江南民俗节”“江南演艺节”“长三角动漫节”。引导社会文化企业利用上述品牌对长三角各地的相同资源和互补性资源进行整合，打造“大运河休闲娱乐街区”“江南古镇游”“世界社会文化遗产游”“长三角社会文化节庆联盟”等品牌。
3.加快价值链整合，以产业联合升级实现发展一体化
一是对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进行专业化分工布局。通过政府协商、规划引导，形成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垂直水平的合理分工布局，如上海发展高端工业研发设计和国际社会文化贸易，江苏重点发展社会文化制造业的工艺设计，浙江强调各种社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体系的建设；安徽则更多注重社会文化产品的生产制造，逐步形成以上海居首、江苏和浙江居中、安徽居尾的雁阵分工格局。
二是重视培育产业组织者。推动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各行业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能力强、发展前景好的知名品牌企业，培育一批辐射能力强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骨干企业。以一批“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带动性”的社会文化项目为引领，积极扶持部分龙头社会文化企业成为社会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系统整合者和产业组织者，使龙头社会文化企业向更加关注创意设计、版权交易、发行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高端垄断模式”转型。
三是强化企业间创新融合。鼓励社会文化产业园区以大型社会文化企业为核心形成区域创意系统，引导大型社会文化企业以项目外包的方式与中小、小微社会文化企业分工协作。加快相关性产业的关联互动，引导长三角社会文化企业间、社会文化企业与非社会文化企业的跨界、跨区域合作。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文化产业分工。引导更多社会文化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组建长三角社会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联合舰队”，利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国家自贸区的战略机遇，推动并培育长三角内更多社会文化企业、社会文化项目进入《国家社会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和《重点项目目录》，鼓励其在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信息展示中心和工作室，使长三角成为国际社会文化产业链的重要节点。
4.鼓励第三方平台企业发展，推动政府、协会和企业联动发展
以“创造性的长三角”为价值导向，构建“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联盟”平台，由政府主导，重点建设长三角六大共享平台。
一是社会文化产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包括公共信息源、合作信息源和交易信息源等在内的信息保障与来源系统。
二是市场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协同建立演出、院线等社会文化市场的准入审批、日常监管、执法处罚等信息抄告制度，协同建立市场监管预警机制与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区域协同处置能力。
三是社会文化市场主体信用等级评价平台。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区域社会文化市场社会文化企业诚信名单，作为获得区域社会文化产业类发展专项政策扶持前提条件。
四是社会文化消费信息服务平台。以政府采购方式，打造集信息集成、业务开放、支付便捷、服务多元的长三角社会文化消费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微信与APP应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文化信息服务与票务销售服务，打造区域社会文化消费“一卡通”项目。
五是社会文化产业国家贸易服务平台。以上海自贸区为依托，搭建“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国际贸易服务”平台，在政策支持、出口退税、风险保障等方面做好社会文化企业“出海”的“保姆”。
六是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人才服务平台。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领衔，与阿里巴巴集团、阅文集团、苏宁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知名企业联手，共建建设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人才联盟，共建“创意创新人才培育基地”“大学生创意创新产业园”等平台。
5.实施制度与政策驱动，加快推进社会文化市场环境一体化
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文化法规政策，尤其是社会文化投融资政策、市场准入与监管政策等，实现长三角城市之间市场监管信息的共认共享、消费者权益保护异地受理处置、行政执法协作与支援等目标，构建统一的社会文化市场准入环境、社会文化市场法制环境和社会文化市场服务环境。商定签署基于形成三省一市区域社会文化认同、保护和促进四地社会文化多样性发展、推进四地社会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文化协议。
二是规划引领。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的目标要求，联合制定《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确定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高质量目标、定位、要求、发展战略等，商定建立健全现代社会文化市场体系，实现长三角社会文化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时间表、实现步骤、政策保障等，有计划地推进长三角社会文化市场合作与一体化建设。
三是以“创造性的长三角”为母题，设计长三角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的框架模式，为长三角41个城市提供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母本，形成长三角41个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主题，同时促进和保护各城市历史社会文化、特色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通过社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社会文化活动的丰富化，推动长三角内园区、企业与校园、社区的互动融合，以“时尚性、体验性、活力性、多样性”引领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6.加强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建立人才激励机制组织
开展实施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人才行动计划，加快构建具有长三角特色的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发展机制，创造自由宽松人才发展环境，让优秀的社会文化产业人才“留得住、进得来，用得好”。
一是加快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共同制定《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引进办法》，建立引进人才的专门组织，以项目补贴、技术入股、柔性流动等方式，吸引全球各类社会文化产业类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在功能区开设工作室、创意坊、设计所，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顶级社会文化产业人才集聚区。
二是重视社会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三省一市达成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培育计划，推动产、学、研深入融合，优化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针对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及关键技术开展专项教育。
三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产业人才发展环境。健全社会文化产业人才使用、流动、评价和激励体系，建立长三角社会文化产业人才供需网和高级社会文化产业人才数据库。鼓励社会文化企业实施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价值分配的办法，对具有重大贡献的社会文化创意人才给予重奖，对带技术、带项目、带创意来长三角创办企业的文创人才给予重点扶持。（郭新茹，陈天宇，2020）
长三角一体化包含三省一市，实际上一体化不一定要从这么大空间来讲，可以从区域内部进行规划，若干个都市圈里的一体化就是长三角一体化，所以更加需要在长三角内部推动都市圈规划。
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也是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推动，中国大部分地方没有形成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长三角是例外。一个都市圈的创新生态、产业体系、产业链和营商环境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奔走于1小时通勤圈的广大从业者，他们是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有生力量。
扩展资料：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坚持主流价值引领，筑牢精神支柱，建设精神家园，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丰富和充实群众的精神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人文基础和精神支撑。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现实淬炼，形成了江南文化勤勉、机敏、敦行、坚韧、崇文、重商、开放、进取、精致、雅逸等文化基因和开放求新、明达致远、精进图强的区域精神。
江南的优秀文化基因和区域精神，必将会以其人文光辉照亮江南地区继续前行的方向和路径，对江南地区在新时代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起到激发精神动力、引领发展方向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长三角地区占有中国16%的人口不到4%的土地面积，却贡献了中国20%以上的GDP总量[1] ，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7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拟定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已正式审议通过并印发，长三角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曾在2016年国务院就批复并发布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6省市被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圈范围，而在最新的规划纲要中，三省一市所有城市都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范围。长三角一体化经过多年发展推进，其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已经从1.0版本上升到2.0版本的阶段，2.0版本要求突破行政壁垒，在新型城市合作中带来新的发展增量，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比肩美国大西洋沿海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和英伦城市群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要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一定要看长三角的历史。初期，长三角发展是以外向型产业为发展动力，通过上海发挥对外合作、对内辐射单核枢纽作用，成为带动长三角发展的引擎。受上海辐射带动，苏州和宁波优先通过“三来一补”形成产业的原始积累，而当时杭州、南京、合肥等区域，在产业和城市发展上与上海的互动还比较低。长三角初步形成以上海为核心，进一步向内陆辐射的产业发展格局。可是，长三角面临着城市等级差异分明、产业层次较低、外贸依存度较高、产业要素流动受限等挑战。
今天，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其中2019年万亿元GDP城市达到六个，占中国17个万亿元GDP城市的35%，包括上海（38,155亿元人民币）、苏州（19,236亿元人民币）、杭州（15,373亿元人民币）、南京（14,030亿元人民币）、宁波（11,985亿元人民币）和无锡（11,852亿元人民币）。[2] 县级城市如昆山2019年GDP突破4,000亿元人民币，甚至超过部分内陆省份。[3]
如今长三角区域顺利完成产业迭代，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已经向长江中上游及长三角周边区域转移，如苏州的笔记本代工企业已经转移至内陆城市重庆；以苏锡常为代表的核心区域现今重点发展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如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以杭州为代表重点形成互联网产业；南京正积极打造包括绿色智能汽车、电子信息为主的“4+4+1”产业。
可是，现今长三角发展也面临两个显著的问题，一是产业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主导产业和争夺方向大体相同，包括电子、石化、汽车、装备制造等基础产业，同时各方争夺新兴产业资源，如多个城市都提出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而城市内部也在争抢优质产业资源，如集成电路企业倾向落户临近机场的某区，但是由于区域之间的争夺最终落户在远离机场且跨江的另一个行政区，导致企业人员每天通勤时间成本大幅上升，而且包括物流成本在内企业各项成本也有所上升，极大的浪费了政府资源。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长三角区域虽然通过产业迭代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但是“卡脖子”现象仍然存在，对标珠三角区域，其已经形成部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如大疆、华为等，但是长三角企业多处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低端环节，原生性研发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薄弱。
“十四五”时期，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放眼国际，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横行，中美关系走向战略僵持阶段，美国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和遏制将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发展，未来经济全球化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结构变化，倒逼中国产业价值链核心环节升级，提升关键产业基础能力和开拓新市场。中国将继续以开放为导向，以“一带一路”为战略重心，通过密集的开放政策，塑造更加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而且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消费群体，高技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引进来”不可阻挡，将与本土产业融合催生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产业迭代融合加速，“十四五”时期将是以5G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突破期和应用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智能物联技术和生态能源技术等带来的系列产业变革将对产业生态体系产生革命性影响，带来弯道超车机遇。
纵观国内，“十四五”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增大，预期中国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在保持投资稳定基础上坚持“房住不炒”不动摇，同时中国将以精准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内需市场和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科技创新仍然是破解当前局面的核心，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以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人口形势将发生巨大变化，年轻劳动力将大幅减少，新型城镇化思路发生转变，大量中小城市将逐渐消亡，代之以城市群区域集约配置人口，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着眼未来，长三角应以开放和创新为区域发展的新动力，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制，优化资源配置，围绕五大核心城市群构建多层次开放创新合作传递体系。
上海应进一步深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创新，打造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平台，积极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创新标准、规则、制度的制定，为中国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协同和价值链融合，提供科技服务、商业咨询、金融、物流、国际法律仲裁等全方位专业服务, 在过程中不断探索机制体制创新，同时按照国家部署积极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挥上海在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方面的优势和其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建设成为原创新科技成果的发源地，充分释放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整个区域科创新能力，如通过区域性引导基金的设立，培育高校、科研机构，实现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和引领性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长三角五大城市群则应依托自身优势，强化国际产业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集群高地，例如杭州都市圈建设世界级“互联网+”科技创新高地；苏锡常都市圈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创新中心；南京都市圈打造创新名城和产业创新高地；合肥都市圈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等。每个都市圈通过核心城市在更高层面建立协调机制，向上游核心技术和下游现代服务业两端延伸，形成一批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高能级产业集群，构建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至于长三角周边中小城市，应围绕长三角核心产业集群建设一批高端产业集群配套，形成门类更加齐全、产业更加高端、综合技术能力最强、跨区域构建的完整产业链条，通过完备的产业集群建设，有效降低创新成本，打造创新——制造闭环良性产业生态圈。
注：
[1] 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统计年鉴
[2] 各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2020年昆山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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