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
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危难来临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
如果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越是危机的时候，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天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想要轻取这座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李续宜和鲍超都因各种原因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所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事实上，多隆阿心里不服曾国藩，根本无心相助。
曾国藩因为没有援兵而有些乱了阵脚，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人心到底如何，只有在发生了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另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珍惜小心地使用这支队伍，把尺度拿捏好。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经过这次惊险之后，曾国藩认为，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成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堪忧。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信函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列出，反复叮咛。但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6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寝食难安，预感很不好。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周风山和李元度也都不很出色。曾国藩花在他们身上的心血很多，但还是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风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
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
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
罗泽南、胡林翼都各有各的理由不能相助。且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是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计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正在此时，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不久便知道天京发生内讧。
曾国藩依靠求救、自救、天赐良机终于使自己渡过了灾难。事后，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才可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