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对接 来源： 光明日报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开始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
自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如雨后春笋，发展到几百家，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旧派文人所掌握的刊物，也逐渐改用白话。1920年3月，北洋 *** 教育部颁布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
至此，白话文成为官方语言。通行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为什么在几年之间就能被白话文取代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汉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是一个体系的文字。
特别是秦隶到现代文字，汉字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语体变了，而记录语言的符号没有变。
汉字这种超时代的特点，使古今汉语在书面上衔接得天衣无缝。汉语方言十分复杂，文言文千年一贯，具有超方言的作用；汉字更是有超方言的作用，文言文的这项功能汉字也能承接，汉字为其记录形式的白话文能够在全国各个方言区通行。
这样，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阻力就小多了。 其次是白话文在近现代已取得优势。
白话文能够为大众服务，“我手写我口”，打通了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说和写一致，既容易学，又容易用。而文言文不同于口语，既难学又难用。
白话文表现新意的力量强，用今语说今事，清楚明白，通俗易懂。文言是用古语说今事，彼此隔膜，难免雾里看花，捉襟见肘。
抒情记事，是文言所长；反映现代科学技术，表现新时代的新内容，是文言所短。像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诉讼、计算机说明书、数理化论文，用文言就根本没有办法。
再次，文言文演变为白话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突变的。这中间，经历了古白话的过渡，符合语言演变的规律。
魏晋以来，口语的双音化倾向日渐明显，白话口语的趋势已经见其端倪。南北朝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有许多口语词。
稍后的唐代传奇，带有讲故事的性质，口语化就越发明显。我们今天看到的唐代的敦煌变文，是传播佛教的人讲给普通人听的，当然要用口语。
再看宋元话本、元明杂剧，无一不是面对市井勾栏、“引车卖浆者流”的。元明清的小说就更不用说了，那简直是大白话。
清代《红楼梦》的语言与现代汉语已没有很大的区别。 如今文言文已经废弃，但我们还要学习文言文，这是为什么呢？ 文言的成分沉淀在现代文里。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是累积型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攒，同时逐渐进行内部能量的调节、交换，采用旧的成分，形成新的系统。先秦汉语的单音词，一部分作为基本词进入现代汉语，另一部分作为构成现代双音词的语素，大量地积淀在现代汉语词汇里。
比如“鄙”的“浅陋”义保留在“鄙见”、“鄙俚”、“鄙人”、“鄙意”等词中，无一不是先秦古义直接进入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例证。就现代汉语来说，这种含有先秦古义的双音词，因为其中有一个不自由语素，而且用的是古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一个统一的使用单位，使用者不会再去追究一个一个的语素义，特别是造词时的语素义了，古义也就被淡化了。
直接进入现代汉语的古代双音节词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收的带〈书〉的词，就是书面上的文言词语，如“蟾宫”、“丹青”、“扼腕”、“垂青”；再如联绵词（只包括一个词素的双音节词）：“忸怩”、“璀璨”、“徜徉”、“须臾”等，这都是文言词进入现代文的例证。文言文里本来就有白话文成分，白话文里也有文言文成分，两者相互渗透，极为自然。
另外，汉语成语众多，是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这些成语，能极大地提高汉语的表达能力，它传递思想表达感情简洁而又充分，明白而又含蓄，丰富而又不枯燥，生动而又不油滑，是汉语的精髓。
要弄懂这些双音节词和成语，就要到历史汉语里去挖根。 文言文里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长期有重视国学的传统。国学是做中国学问的一种根底，最重要的是经学和小学。
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都在“五经”里面，它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五经”的义理较深，人们一般从《论语》和《孟子》入手。
《论语》、《孟子》实际上是“五经”的通行本。古人读经，一方面培养语感，习得文言文能力，另一方面接受思想教育，建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顾炎武、章太炎认为，只有把传统文化的根留住，才能把民族的魂留住。中国古代从幼童时就开始背诵“四书”“五经”，尽管他对里面的内容一时不理解，但是这些音符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了，当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这些音符就能转变为思想。
这些传统的经典一直传承下来，构成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根基，世世代代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当人们自如地与那些有着高深文化修养的古人进行心灵对话时，就能提升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
民族精神和语言学习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读熟《论语》也基本上能。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韩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对骈体，史称“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骈体起源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称“四六文”。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束缚思想的文体，提倡接近口语、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所以称为“古文运动”。“古文”其名，“革新”其实。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宋代的“语录”是又一种早期的白话文学。起初，禅宗佛徒辑录师傅言谈，用口语体。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门人，也用口语体记录老师的言论。 “语录体”是一种白话文，具有小脚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脚”风味。
宋元间又有“话本”。这是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底本。“话”是故事，“本”是底本，分为小说和讲史两类。前者多为白话短篇，后者是浅近文言的长篇。
明清的章回小说，例如《金瓶梅》、《红楼梦》和《水浒传》等，用当时的白话书写，使白话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但是，文学正宗是文言文。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例如，黄遵宪引俗话入诗，反对崇古，他在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是文体解放的开路先锋：“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
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他说：白话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时间）、免枉读（误解）、便幼学、炼心力（思想）、便贫民”等项是先进思想。陈荣衮是提倡报纸改用白话的第一人。王照制订官话字母，拼写“北人俗话”，不拼写文言。这时候，各地出版了多种白话的小型报刊。白话原来是一种民间文学，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体，不是文学正宗，没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后，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旧文学不是指旧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旧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文言的， 白话文学史内容是陈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学不是指新时期的文学，而是指新性质的文学，它的特点是文体是白话的，内容是新颖的，思想是革命的。
因为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是历史文明发展的一种趋势。
汉语拼音的灵感来自于新文化运动是钱玄同发动的汉语拉丁化运动。
同时也参考了我国古代的反切注音法。后来民国时期行政院院长
王云五先生参与编了注音字母（随便翻开新华字典，汉语拼音后面那些
类似偏旁的东西就是）是汉语拼音的前身。
后来在解放区，主持文化工作徐特立组织编了汉语拼音。基本方法是把注音
字母转换成拉丁字母。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
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
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
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换而言之，近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前身，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渊源，近代、古代是汉语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有了这两个漫长而重要的发展阶段，才有现在的美妙而丰富的现代汉语。
周秦时代的书面语，那就是文言。一种语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不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都必定有很大的变化。可是文言一直沿用到“五四“时代，这是因为历代统治者提倡使用文言的结果。当然，不同时代的文言或多或少掺杂了当时的口语成分，但是基本格局未变，各时代的文人的写作都竭力仿效古人，也就是把周秦的文章作为语言的典范，于是出现了书面语远离口语的现象。
汉魏以后，另外出现了一种跟口语比较接近的书面语，如唐宋时代的语录，宋代的平话，元明清的戏曲小说等。语录大多是佛教徒记录禅师的言谈，理学家的门人记录老师的讲话，常用问答的形式，口语化的程度比较高。平话大多是用口语写的历史故事，便于在群众中宣讲。小说如人们熟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等。这些接近口语的书面语，通常称之为古白话，或者叫早期白话。也有人称之为近代汉语。通常认为文言是对白话而言，其实白话包括古白话和当代白话。当代白话就是我们讲的现代汉语。
文言文与现代文不是“变”的关系。
所谓“现代文”即“白话文”，指用当时社会语言写的文章。用古代社会语言写的叫“古代白话文”，后来有“近代白话文”、“现代白话文（现代文）”，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语言特点。
先秦时期的社会语言是当时文章语体基础，可以说，文言文也是最早的“白话文”。最早的文章出现以后，人们在学习研究它们时，认同了它的语言法则，以后，社会语言不断发展变化，而早期记录在文章中的内容不会变化，逐渐出现了“文”与“言”的分离。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改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每一个时期人们说话都有区别，甚至表现在老年人与年轻人的语言上：老年人说“减价”，年轻人说“打折”，年轻人说“宅”在家里，老年人说“猫”在家里。几百年以后，现在年轻人说的话也是“古语”了。
从这可以看出，文言文像一张老照片，是“不变”的，社会语言像镜子，影像是总在“变化”之中的，这就是文言文与现代文的差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