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4-21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同时也和当时国民党的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首先，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以后，国内形势日趋严峻，迫使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党派迅速作出抉择和反应。这时，除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救国外，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了抗日要求。他们公开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发出“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要求国民党“尽量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反映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之中。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已成为当时除了亲日派以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共同要求，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也正是适应了这个要求而建立起来的。
其次，国共第二次合作之所以能形成，主要原因是中共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是国民党政策转变的结果。前者是国共合作形成的关键，后者是国共合作形成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又是我党坚持正确的原则同它斗争的结果。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党多次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使全国很快形成抗日反蒋浪潮。这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转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在全面反日浪潮前，蒋介石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不得不考虑打起民族斗争的旗号。在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我党积极地开展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首先实现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并以此来推动国民党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1936年9月1日，党中央根据代表英美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有可能出现转向抗日的变化，下达了《关于逼蒋抗日的问题的指示》。使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从反蒋抗日发展到逼蒋抗日。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改变内战方针，继续执行“剿共计划”，终于激起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此国共两党间的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形成的进程。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推动国民党政策转变，实现国共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同时提出若国民党实行上述国策，共产党愿作“四项保证”。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重大的影响。2月21日全会通过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等，尽管没有提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国民党过去的错误政策，并对中共有诬蔑之词，但国民党内外政策已有明显的转变，实际上接受了我党的建议。从1937年2月到9月我党又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蒋介石被迫进行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
再次，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中。英美等国从其本身利益出发，采取了支持国共合作的立场，不能不影响到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这就在客观上为国共合作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诚支持，积极赞同，也是国共合作形成必不可缺的条件。
国共第二次合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敌对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它同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有许多特点。
第一，国共第二次合作仅仅是以抗日为目标的联盟，两党合作的基础实际上仅仅是抗日而没有两党公认的共同纲领和具体组织形式。
第二，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两党的武装联盟。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一方面开辟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场，另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的武装联盟是两个敌对阶级间的联盟，因此，必然存在尖锐的斗争，而且以局部的武装冲突表现出来。由于我党制定了正确的斗争原则，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胜利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保存和发展了革命阵地。
第三，中共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各个革命阶级同本来是阶级敌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合作，因而，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联盟。这种联盟之所以能形成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表现出的两面性决定的。因此，也必然存在尖锐的斗争，它不仅表现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且还表现为激烈的军事斗争。由于我党制定了一整套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才粉碎了蒋介石从各方面的进攻，坚持了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