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学革命通常就被人们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什么叫做“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康德受到哥白尼革命的启发，在思考知识如何符合对象的问题时，把两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对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采取了先验论的解决方式。
1、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的原则－－一切知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亦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评－－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知识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识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康德用一句话把这个难题摆了出来：
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在康德哲学中，“先天的”（a priori）与“后天的”（a posteriori）是一对基本概念。“后天的”意即单纯经验的，就知识而言表现为个别、偶然和相对的。“先天的”意即独立于经验而且是经验的先决条件，就知识而言表现为普遍和必然的。显然，如若我们承认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是存在的，它就必须同时具有经验和先天这两方面的因素，问题是，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后天的经验与先天的因素如何能够结合起来？
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如果按照形而上学关于知识的传统观念――其实现在仍然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基本观念，亦即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才能成为真实可靠的知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为我们既无法说明外部事物及其属性如何能够挪到意识之中来，更不能证明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如何具有普遍必然性。
2、知识与对象关系的倒转
经过长时间的深入思考，康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念：既然当年哥白尼可以把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设想不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从而提出了“日心说”假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思路考察知识问题呢？换言之，如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妨像哥白尼那样换一个角度，把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看一看让对象符合知识亦即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会有什么结果。在康德看来，问题由此便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同的“理”对于不同的经验材料的加工整理的规则是相同的，形成的知识有了共同的规则，也就有了普遍必然性（先天性）。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则是先天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证明。
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学革命。它的核心思想是对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的“颠倒”，强调不是主体围绕着客体转，而是客体围绕着主体转。
然而，问题到此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3、事物的“表现”与“物自体”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其独特的方式证明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突出了主体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和能动性，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后果。因为如果不是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那就意味着事物对我们来说被划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所认识的事物，康德称之为事物对我们的“表现（Ers*heinungen，appearan*e）”，另一方面是未经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在认识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体”或“自在之物（Dinge an si*h，thing in itself）”。
插一句，经常听人们说“现象”与“物自体”或者“自在之物”，不太确切。在康德，“现象”与“本体”是一对概念。在这里，事物对我们的“表现”或者“显现”，与“物自体”是一对概念。
显然，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虽然构成了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但是亦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表现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这样一来，不仅自然科学要求按照自然本来的面目认识自然的原则发生了动摇，而且更严重的是，形而上学企图超越自然的限制而把握宇宙自然之统一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想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说，自然科学是可能的，而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哥白尼式的革命”归根结底是对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制，完全是消极的。
然而在康德看来，这个消极的限制完全可以转化为某种积极的成果。
4、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
虽然认识形式的限制体现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还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于是，对理性的认识能力的限制就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亦即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因为实践理性或者说道德意志乃是以自由为其根据的。如果事物对我们来说不是表现为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认识事物自身从而形成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在认识形式的限制之下因而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但是如果事物对我们来说划分为两个方面，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事物划分为“表现”和“事物自身”两个方面，人亦如是。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服从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在这个领域中他是没有自由的；而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因而亦具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一面。换句话说，人具有两重性，他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假如我们无限地扩张理性的认识能力，其结果势必把一切都变成了必然的东西而使人失去了自由。而当我们限制了理性的认识能力的时候，这就会为自由保留了一片天地。所以，康德认为，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信仰留地盘。
康德所说的“信仰”不仅仅指宗教信仰，主要也不是指宗教信仰，而是道德信念。限制知识的目的，是为了给自由、道德和形而上学留地盘。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起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然而以往的形而上学企图通过科学知识的方式实现这个理想，那无异于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放弃形而上学的理想。现在，康德就为形而上学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既然形而上学起源于人类理性对自由的向往，而唯有在伦理学领域我们才可能有自由，那么形而上学的出路就在伦理学之中。
由此可见，康德的哲学革命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而且这后一方面真正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康德说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敬畏和赞叹就越是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头上的星空”＝自然，内心的道德法则＝自由。
自然与自由，是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而是康德的心目中，自由（道德）要高于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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