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犯罪具有特殊的危害性，”张远煌教授说，“它是导致很多家庭解体的主要原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不和谐直接动摇了和谐社会的基础。家庭是社会成员的憩息所、精神港湾，亲人之间的严重侵犯对他们造成的伤害通常难以修复。”虽然产生亲情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张远煌教授认为，预防和减少亲情犯罪，应主要从社会层面考虑。虽然家庭成员及其他具有亲密关系的人员之间，也有防止亲情犯罪的责任，但不应不恰当地强调这种责任。在现阶段预防和减少亲情犯罪，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从政府立场看，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预防和减少包括家庭犯罪在内的各类犯罪问题，不能仅仅考虑政策实施的功利价值。在这方面，政府应切实转变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制度，减少家长、学生的压力；应通过、完善贫困阶层的救助制度、家庭成员下岗失业保障制度和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儿童、残疾人）的利益保护制度等。目前，虽然已有一些这方面的政策和相关制度，但如何提高其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度，则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其次，切实建立和完善社会调解机制。借助于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应当是中国预防犯罪的优势所在。张远煌教授说：“中国历来就有‘和为贵’的优良传统，有调和家庭纠纷的习惯。法律毕竟只是社会规范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部分。社会的有效治理更需要依靠道德、行业规范和反映良俗美德的乡规民约。”目前，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应当充分重视调解在化解民间和家庭矛盾中的作用，以此增进矛盾双方的谅解与和睦。而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应当大有作为。再次，加强普法力度，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从亲情犯罪的不少案例中可以发现，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的法制观念都很淡薄，在发生矛盾冲突时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武器解决问题或保护自己，往往倾向于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忽视了法律救济途径。张远煌教授强调：“普法活动应贴近社会生活，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法律常识，以此提高普法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此外，就个人而言，注意改变自己不良的行为习惯和交往习惯，如粗暴、酗酒、赌博等，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亲情犯罪。“亲密成员之间的冲突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如果家庭矛盾和冲突没有涉及到家庭关系的根基或双方感情没有动摇，正确处理冲突，反而能够通过适当宣泄不满或紧张情绪，增进双方之间的了解与和睦。”张远煌教授说，当矛盾难以调和时，要尽力注意避免事态的扩大，并积极寻求外界援助，努力化解矛盾。最后，从预防被害角度看，当家庭成员中的弱势一方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时，首先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在这方面，及时报警、尽可能及时获得邻居或朋友的救助、尽快逃离或者暂时示弱等，都是防止暴力升级和尽量减轻被害程度的有效方法。目前我国的亲情犯罪数量在增加，但是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对策上，都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应当认识到，“引发亲情犯罪的社会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此类案件还会继续发生。仅仅靠家庭成员的自我调控，效果有限。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做起，个人的被害预防也仅仅是应急而已。”张远煌教授对解决亲情犯罪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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