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始于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
北齐、北周沿袭采用，隋更将其推广至
江南地区，经历各朝的发展变化，集中表现于唐朝。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颁布新令，继续均田。“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间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四十亩（
《通典》作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即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奴婢受田者亲王限三百人，逐品递减，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丁牛即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麻。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
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农民受田，一夫一妇合计为一百四十亩。其中露田，计口分配以种植谷物，必须还受，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永业田，分给男子以种植桑麻树木，作为世业可传于子孙，不在还受之限，相当于北魏的桑田、北齐的桑田或麻田。按北魏桑田得买卖有余或不足部分。永业田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当然，法令规定的农民受田数额，只是受田的最高数额，实际受田都不足。
官吏受田除永业田及其所拥有的奴婢受田外，另有职分田也称“职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官吏俸禄的一部分。还有公廨田，始于开皇十四年（594），时“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拟以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官署办公经费以代替公廨钱的放债扰民。职分田、公廨田只充作在职时的俸禄和办公经费，要更代相付，不准买卖。
按上述规定隋代官吏受田最多的如亲王，计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奴婢三百人假定男女各半可受田一百八十顷，合计二百八十五顷，相当于一对普通农民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二百倍。此外，皇帝还常将大量田宅赐予官僚贵族，官僚贵族并进而掠夺农民的耕地。如隋文帝因
杨素平陈有功，“拜（杨）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公田百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并赐（杨素）田三十顷，绢万段……索（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正因官僚地主占地过多并继续掠夺农民的耕地，而封建政府的屯田和营田又占去大量土地，并不是把所有的官田荒地都用以均田进行还受分配，故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开皇十二年（592），因天下户口日增，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地少人多，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均田制施行得很不彻底，但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和豪族势力的发展。如大贵族宇文述掠夺民田，李圆通“判字文述田以还民”。杨索的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不法，华州长史荣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对农民按口受田，狭乡分田虽少，但亦聊胜于无。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业五年（609）
隋炀帝诏天下均田，均田情形史籍无载，诏书恐是一纸空文。
唐朝建立之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灾荒遍地，农业凋残。贞观六年（632）
魏征谏阻太宗东
封泰山时说：“……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就是到高宗显庆二年（657），
许州（今河南许昌）、
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带，还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为安辑流亡，重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武德七年（624）四月，沿袭魏、齐、周、隋的均田制，加以修改，颁行了均田令。开元时，再次修改均田令，重予颁行。唐代均田制主要内容如下：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造户籍时，里正责成户主呈送“手实”，报告本户人口、年龄和土地亩数，并保证没有隐漏。计账是依据户籍等编造的，向
尚书省报告州县户口及来年要征的课役；征税数目，皆需“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引者注）
古代战争“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原注：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据
《唐六典》六都官郎中员郎条：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又称官户，再定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引者注）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原注：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二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通典》作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原注：其地并于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莅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收授之限。若未请授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若袭爵者，祖、父未请地，其子孙减初受封者之半。按《通典》尚有‘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则六品以下官，悉有永业田）”。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补充，一品官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以其地租作为办公费用。中央官署最高二十六顷，最低二顷；地方官署最高四十顷，最低一顷。“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一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原注云：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
“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田，亦并听卖”。
唐代均田办法与前代相比，重要变化如下：
一、受田对象不同。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牛不再受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等新的受田对象。这些变化是由于隋末农民役，减凋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以上是隋炀帝横征暴敛破坏课役法之前，隋代租调力役制的主要内容。
唐初承袭隋的租调力役制，发展成租庸调法。《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说：“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绝各二丈（据
《唐律疏议》二及
《陆宣公集》二二为岁输绫或绢或绝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作布加四分之一，应从后者，输绫绢绝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原注：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原注：布加五分之一。按《通典》卷六说：“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亦应为布加四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原注：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原注：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王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老行闻于乡间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代上述赋役办法，唐人陆贽说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称为租庸调法。第四项杂徭亦称色役，名目很多，如守陵墓人、营墓夫、类似近世胥役的防閤、白直等，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四项之外还有杂征，如按户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武德年间按资产多少，分户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后不断加税，大历四年，（769）上上户四千，以下每等减五百，至下下户为五百。另外还有按亩征税的地税。贞观初戴胄建议按隋义仓办法，王公以下每亩交税二升，贮备凶年，不得杂用，后以国用不继，挪借他用了。
“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即以丁为征收单位。从均田制的每丁给田一顷出发，只问丁身，不问财产，规定每丁应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
隋朝的“免役收庸”或“输庸停防”只限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唐朝把“输庸代役”制度化，适用于一般力役。如纳绢六丈或布七丈五尺，即可代替全年二十天的力役，加上服役往返时间，用来从事自己耕地的经营，必然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敛，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对农业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对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