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评论说晋文公重耳是个“谲而不正”的人，通俗一点讲，重耳是个曹操一般的人物。在我看来，重耳是一个能人但并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好人。
首先说说他的能力体现在哪:
1.晋文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
2.晋大臣里克政变之后，首先想到拥立的是重耳。
3.晋惠公韩原战败后，人心更是倾向于重耳，使得晋惠公为了巩固政权，派人杀重耳。
4.即位之后，晋国富强。最终称霸一方。
此外，他也做过一些不符人情的事:
1.从逃亡翟国之时，谓其妻: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而自己在不久之后，沉迷于齐国温柔乡不能自拔。
2.咎犯为了让重耳不再沉迷于齐国温柔乡。与赵衰谋，醉重耳，载以行。重耳怒，引戈欲杀咎犯。
咎犯为重耳舅。
3.有仇必报，称霸之后伐郑，曹。杀对自己有威胁的侄子圉及流亡期间的郑国忠臣叔瞻。
晋文公--有仇必报、恩怨分明、顾全大局为何晋国要联合秦国对郑国大举进攻呢?其根源是:复仇与争霸。而“复仇”只是战争的借口，“争霸”才是实质。而“复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郑国有两件事得罪了晋国。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在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结果，城濮之战以楚国失败而告终。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大夫子人九到晋国请罪求和。甚至在公元前632年五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但是，最终也没能感化晋国。晋文公为了争夺霸权的需要，还是在两年后发动了这次战争。晋文公对郑国的势利以及“骑墙”行为深为不满，再加上自己称霸的需要，以“复仇”为借口再好不过了。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晋文公的确是有仇必报，恩怨分明。其次，他又非常顾全大局。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卒，晋国陷入内乱。晋国大夫里克杀了晋献公的庶子夷齐、卓子，并派人迎接公子重耳，重耳不就。后又派人迎接献公次子夷吾。夷吾采纳了大臣吕省、卸芮的意见，厚礼贿赂秦国，答应割让晋河以东之地予秦。于是秦穆公拥立夷吾为君，即晋惠公。这就是原文中所言“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君”即秦穆公，“晋君”即晋惠公，“赐”则指“秦立晋君”之事。在这件事上，秦国对晋国有恩。而晋惠公借秦国之力即位后，对割让土地之事非常后悔，就派大臣丕郑赴秦国，以先君之地不得擅许为由食言。这就是原文中“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指秦穆公，“许君焦、瑕”则指公元前651年夷吾答应予秦河东之地一事。晋国的出尔反尔，使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此出现了裂痕。
而今，秦国又废弃与自己的盟约而与郑国结盟，面对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子犯力谏攻打晋军时，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由此可见，晋文公还是念着秦国对本国的恩情，可谓恩怨分明。而他在情急之下，仍能从两国的关系出发，考虑到“仁”、“知”、“武”等方面，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国君。
叔詹：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
《左传》：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孔子：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
孟子：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3]
司马迁：①晋文公，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②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
荀彧：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
司马贞：重耳致霸，朝周河阳。
林同：伐蒲君父命，校者是吾雠。披直寺人耳，钥麑信有谋。
顾颉刚：晋文公的主要功绩是城濮之役遏住了楚国，使他们不得向北发展。晋襄公的主要功绩是崤之役遏住了秦国，使他们不得向东发展。有了他们父子，春秋时的中原诸国才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才渐渐孕育了后来诸子百家的灿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