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其实，就算他杀了袁崇焕，也不至于明朝灭亡，他至少有机会学南宋的宋高宗在江南立国。 明朝的根本问题不只是皇帝，袁崇焕和洪承畴的问题，非常复杂的。 无论如何根子在皇帝，儒家弟子当然也有责任。太多的如果了。有空见我连接中长文。 崇祯上吊前指责士大夫负国家! 明清之交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三国演义”，先是明朝灭亡，之后李自成的大顺覆灭，最终由清朝一统中国。其中说法很多，但有不少谎言，本人特别要揭露被人忽略的一个现象：儒林人士应该为明朝灭亡应该负有的重大责任。为了说明问题，文末附有北宋和南宋灭亡的文章。归纳起来，宋明两朝的灭亡都有标榜“舍身取义”的儒林人士的责任，儒教鼓吹“战”就是英雄，但他们却是让别人去战，让别人最死，而自己却“明哲保身”，儒教有时是误国害民的毒药。儒教非但不承认自己的罪过，反而篡改历史，制造“汉奸”和“英雄”，继续歌颂儒教的伟大光荣正确，被诬蔑的有崇祯，宋高宗，秦桧，张邦昌等等；伪造的神话是岳飞，袁崇焕，史可法。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崇祯皇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十八岁即位后，面对着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与前两朝相比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天启七年(1628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1627年）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其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一。史学家对崇祯的评价：明朝灭亡因为天灾瘟疫和崇祯多疑，和士大夫无关 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 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企图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明史》评价思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孟森也说思宗“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二。崇祯死前斥责士大夫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 “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在大臣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 李自成：“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也同意崇祯的观点：“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崇祯皇帝死时，只有一个太监陪同，“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李自成的大顺进京后如何呢？ 三。明朝的儒教仕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群 四。康熙说了公道话 清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 五。袁崇焕被杀不冤枉 六。史可法做秀，明朝的儒教仕大夫纷纷投降清朝 七。崇祯的错误：贪财，爱面子，缺乏宋高宗果决气度 1.调吴三桂部进关 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异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悫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贴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然而，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竿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州军队。大臣们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兵部尚书张缙彦乾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 蒋德璟：《悫书》卷十一】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春明梦余录》卷二四】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践。 三月初，大顺军已经逼近畿辅。明廷才在初四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刘渌清为平东伯）；同时命令吴三桂、唐通等统兵入卫京师。吴三桂部因为距离较远，直到大顺军占领了大同、宣化，兵锋直指京师时，才在三月十三日进关【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首辅陈演眼看大厦将倾，就告病回家，陛辞时口称“赞理无效，臣罪当死。”朱由检明知正是陈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亏，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 《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就这样，原来策划调吴三桂部入晋抵挡大顺军的计划由于上下推诿，终于全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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