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齐物我”就是“万物与我为一”,也就是“道与我为一”。庄子认为,道不必上天去寻找,道就在万物中,与我们同在。庄子从“道齐物”到“齐是非”再到“齐物我”,这样就可以主观吞并客观,达到精神绝对自由的“
逍遥(xiāoyáo)游”。所以,“齐物我”是
主观唯心论。
在庄子看来,自由必须是无条件的,必须消除“有待”,达到“无待”。例如,行船在河中,离不开水深;
大鹏奋飞九万里,离不开大风和长翼;人行千里路,离不开三月之粮。这些行船、飞翔、行走,看起来似乎很“自由”,但“有所待”就不能算绝对自由。只有乘着“道”(天地之正),驾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才算绝对自由。
那么“道”为什么能绝对自由呢?因为“道”能“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怎么才能做到“万物与我为一”呢?这要做到“
三无”。他说:“吾丧我,其形如同槁木,其心犹如死灰。”(《
齐物论》)这就是说,我自己丧失自己,使自己的形体变成枯木,使自己的心灵变成死灰。这样不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无己),自然也不会有所积极建树(无功),也就不顾别人的毁誉了(无名)。做到“三无”,那么“祸亦不至,福亦不来”(《庚桑楚》),也就“无所待”了。这才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而要做到这“三无”,就要“
坐忘”(
《大宗师》),即忘形去知,“无人之情”(《德充符》)。这样,就不会有世俗之是非,性情之欲望。对现实世界的差别、矛盾,通通置之度外,达到“忘物忘我”“物我为一”、自我陶醉的“自由”至极!这就是庄子哲学的中心问题,即人如何在乱世中求解脱。所谓解脱,根本上在于认识真理(道),如果人忙忙碌碌一生,而与真理无缘,这本身就太可悲了。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斗不休,那就无疑于“天刑之”(人的自我分裂),永远得不到解脱了。庄子的这种理论反映了战国大动乱中隐士们不满现实而又逃避矛盾、幻想逍遥自由的心理状态。不过,庄子认为能够把名誉、功业和肉体一并抛弃的人,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自由和幸福,才能实现其天国的“逍遥”理想,这却反映了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失意者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和
精神胜利法。
庄子甚至面对死亡而乐观地思考人生。庄子之所以能达观、洒脱,乃至玩世不恭都与他超脱的生死观有关。庄子认为,人的形体可以死亡,但是能够“齐生死”的高层次的得道的“心”却是不死的。因而,从死观之,生命是悲观的,而从生观之,死亡是乐观的。因为其心不死,怡然自乐,永存世间。从“道”观之,
生与死原本就没有什么差异。生不值得喜,死不值得悲。有了这种达观的认识,人们就活得更自在,死得更轻松。视死如生,何来忧患?庄子的这种为我立场,重视我心的主宰的“齐物我”的超脱观,对人的思想解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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