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齐物我”就是“万物与我为一”，也就是“道与我为一”。庄子认为，道不必上天去寻找，道就在万物中，与我们同在。庄子从“道齐物”到“齐是非”再到“齐物我”，这样就可以主观吞并客观，达到精神绝对自由的“
逍遥（xiāoyáo）游”。所以，“齐物我”是
主观唯心论。
在庄子看来，自由必须是无条件的，必须消除“有待”，达到“无待”。例如，行船在河中，离不开水深；
大鹏奋飞九万里，离不开大风和长翼；人行千里路，离不开三月之粮。这些行船、飞翔、行走，看起来似乎很“自由”，但“有所待”就不能算绝对自由。只有乘着“道”（天地之正），驾着“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域，才算绝对自由。
那么“道”为什么能绝对自由呢？因为“道”能“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怎么才能做到“万物与我为一”呢？这要做到“
三无”。他说：“吾丧我，其形如同槁木，其心犹如死灰。”（《
齐物论》）这就是说，我自己丧失自己，使自己的形体变成枯木，使自己的心灵变成死灰。这样不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无己），自然也不会有所积极建树（无功），也就不顾别人的毁誉了（无名）。做到“三无”，那么“祸亦不至，福亦不来”（《庚桑楚》），也就“无所待”了。这才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而要做到这“三无”，就要“
坐忘”（
《大宗师》），即忘形去知，“无人之情”（《德充符》）。这样，就不会有世俗之是非，性情之欲望。对现实世界的差别、矛盾，通通置之度外，达到“忘物忘我”“物我为一”、自我陶醉的“自由”至极！这就是庄子哲学的中心问题，即人如何在乱世中求解脱。所谓解脱，根本上在于认识真理（道），如果人忙忙碌碌一生，而与真理无缘，这本身就太可悲了。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斗不休，那就无疑于“天刑之”（人的自我分裂），永远得不到解脱了。庄子的这种理论反映了战国大动乱中隐士们不满现实而又逃避矛盾、幻想逍遥自由的心理状态。不过，庄子认为能够把名誉、功业和肉体一并抛弃的人，才能得到最充分的自由和幸福，才能实现其天国的“逍遥”理想，这却反映了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失意者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和
精神胜利法。
庄子甚至面对死亡而乐观地思考人生。庄子之所以能达观、洒脱，乃至玩世不恭都与他超脱的生死观有关。庄子认为，人的形体可以死亡，但是能够“齐生死”的高层次的得道的“心”却是不死的。因而，从死观之，生命是悲观的，而从生观之，死亡是乐观的。因为其心不死，怡然自乐，永存世间。从“道”观之，
生与死原本就没有什么差异。生不值得喜，死不值得悲。有了这种达观的认识，人们就活得更自在，死得更轻松。视死如生，何来忧患？庄子的这种为我立场，重视我心的主宰的“齐物我”的超脱观，对人的思想解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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