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国家历史始于君士坦丁一世正式启用古城拜占廷为东都“新罗马”，这一年是公元330年，后来该城改称为君士坦丁堡，意为“君士坦丁之城”。拜占廷历史起始年代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学者们对这一年代的判断各持己见，意见多达近10种。本书采用通说330年作为拜占廷国家史的开端。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拜占廷国家在330年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政治实体。这时正是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发生了“公元3世纪危机”，这场危机使罗马帝国陷于全面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在动荡的局势中，相对稳定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逐步发展，其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政治地位逐步超过了帝国西部。自皇帝戴克里先（245或246～约316年在位）及其后的多位皇帝将行宫设在帝国东部。直至330年，君士坦丁一世正式启用扩建后的拜占廷城为“新罗马”，标志着具有独立政治中心的政治实体的形成。而此时的罗马和亚平宁半岛作为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名存实亡。新国家带来了新气象，迁都后的君士坦丁一世，在新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新国家还建立了有别于旧罗马帝制不同的血亲世袭制王朝，君士坦丁一世将皇帝的位子传给其子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年在位），并后传四位血亲皇帝，从而开始了拜占廷帝国王朝的历史。同时，新帝国建立了由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并领取薪俸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在拜占廷社会中，庞大的官僚阶层由此形成，这个阶层与罗马帝国时期作为公民代表的官员存在着本质区别。有了官僚机构，当然少不了军队和法律，这些国家机构的建立直接服务于皇帝的统治。而皇帝成为军队最高统帅，同时还是立法者和最高法官。
拜占廷国家政治制度的剧变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自“公元3世纪危机”以后，西罗马帝国陷入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城市破败、商业凋敝的危机之中，衰亡之势不可逆转。与之相反，东罗马帝国则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对危机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早期拜占廷农村存在的公社制、隶农制、自由小农制、家村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使农业经济一直比较发达的东地中海沿海地区避开了类似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的农业危机，因而，也为早期拜占廷国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条件。早期拜占廷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也使占有商业贸易地理优势的拜占廷帝国，能够继承古代世界开创的东西方贸易传统，发展起活跃的国际商业活动，以至君士坦丁堡成为“沟通东西方的金桥”（马克思语）。显然，330年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经济区已经形成，它不再是西罗马帝国经济的附属部分，而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系统的区域。不仅如此，其繁荣和发达的程度还远远超过罗马帝国的西部。
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必然造成拜占廷帝国在宗教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罗马，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也随之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日益成为罗马帝国政府的统治工具。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实际上是变相的宣布基督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基督教的发展与传播，为普遍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而刚刚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慢慢趋于稳定。由于东罗马帝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以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其他民族为主体的拜占廷人，就开始有选择性地吸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积极发展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拜占廷文化。可以说，东地中海地区一直是古典文化的中心，也是拜占廷文化发展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