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朝廷重要大臣去世，礼部往往根据其生平功绩拟出谥号，报请皇帝批准颁布。作为一个科举出身的文官，如果生前能得到皇帝重用，有突出的政绩，能做一个大宰相，死后能得到等级较高的谥号，可以说功德圆满。就谥号的使用和等级而言，公务员最向往的是谥号的最高等级“郑文”。如果能得到这个“谥号”，公务员死而无憾。在清朝270年的历史中，据严复统计，清朝共有谥号大臣2748人，能够获得“郑文”谥号的大臣只有8人，包括军务大臣刘统勋、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朝危机的曾国藩等公认的功绩卓著的大臣。但这八个人中，有一个人生前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后人不得而知，却能与刘统勋曾国藩等名臣并列，是清朝三百年来最优秀的宰相。但他的为官之道备受争议，他的仕途成功也起到了很坏的官场示范作用，进一步败坏了晚清官场风气。他就是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曹真勇。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官制，废除了宰相一职。雍正七年后，设立兵部，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写和国令’。虽然名义上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但实际上逐渐成为掌权的最高国家机关。负责的大臣被称为军务大臣，类似于明代的内阁组辅。按照清朝的官制，清朝没有宰相这种官职。人们常说宰相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假宰相，即只有大臣军部没有大学士头衔；另一种是真宰相，不仅是兵部部长，还有大学士的头衔。我们这里说的曹振勇就属于第二类。
曹真勇，安徽歙县人，时年27岁，乾隆四十七年考取仕途，以庶吉士之名入翰林院，进入朝廷培养梯队。嘉庆皇帝继位时，任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受嘉庆委托代理三个月。他的家乡安徽歙县至今还流传着“丞相在朝，代君三月不在”的说法。嘉庆年间，曹真勇的仕途也是极为顺利，不断升官。嘉庆十八年，正式考入梯仁阁大学士。在道光手中，曹振勇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他是道光最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在五营店当过大学士，主管军部15年。他当官53年，80岁退休。最后，他去世时，道光听到消息，亲自吊唁，并谥号“郑文”。要知道“郑文”是谥号，大臣一生的梦想，为光复新疆作出如此不平凡贡献的中兴名臣左，也不过是谥号的“文祥”罢了。
那么，这位权臣的功绩究竟有多大，才配得上谥号“郑文”呢？但曹真勇在后世的知名度很低，因为没什么可写的了，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曹振勇平庸而不思进取的办公室，犹如坐在火箭上，屹立三朝。有人向曹振勇请教bein的秘诀
事实上，曹振勇以聪明取胜，成为官场上的聪明官。他的为官之道是，老板上任后，当务之急是先搞清楚老板的基本工作思路，然后顺着老板的思路，努力做到位。对有风险、有责任的事情不表态，努力在小细节上做文章，零风险、低成本、高利润，最后赢了大钱。他不仅要什么都不做，还要在小细节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这些小细节看似不值钱，其实没什么风险，却能打动皇帝的心。当曾国藩和刘统勋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建功立业的时候，曹振勇也没有闲着，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花在了如何揣摩皇帝、上级和同僚，以聪明取胜上。
在最当道的道光朝，曹真勇能够多次应对细节，获得皇帝的信任和同僚的感激。平庸的道光帝即位后，为了整顿官场的奢靡之风，决定实行勤俭节约的政策，颁布了《御制声色货利谕》圣旨。在圣旨中，他规定全国实行三项新政策：一是节约财政支出，杜绝铺张浪费；二是停止向各省进贡，减轻民众负担；第三，严控基建规模，严惩工程回扣。道光以身作则，在节假日不做新衣服，而是穿打补丁的衣服和裤子；除了太后、皇帝、皇后，没有节日不许在宫里吃肉。军务尚书、武英堂大学士曹真勇为了讨好皇帝，还在皇袍下补过裤子。当他向法庭鞠躬，掀起他的外衣时，补丁自然就露出来了。道光看到它时非常高兴，但他没想到他的首相对自己如此勤俭节约。曹振勇淡定地回答：“做新裤子容易，就是太贵了。修补旧裤子和新的一样好，何必浪费呢！这句话说明当朝宰相与自己保持高度的政治一致，道光帝自然高兴，于是给曹真勇写了四个大字：恭敬节俭，但要贤惠！并在法庭上通报表彰。
由于内务府负责王室的饮食起居，为了拿回扣，物品的价格通常定得很高。为了节省开支，道光亲自过问内务府的报销事宜，结果发现里面有十二个鸡蛋，里面有粮食和银子。事实上，市场上大约有三个铜币，但他不知道市场上鸡蛋的价格。曹振勇汇报工作时，问他一个鸡蛋多少钱？曹真勇这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是因为内务府谎报价格忽悠了皇帝，不敢如实回答，因为内务府大臣得罪不起，所以曹真勇只好回答说不知道，他家不吃鸡蛋，所以不买鸡蛋，不知道鸡蛋的价格。
这些细节体现了曹振勇为官的“匠心”，充分发挥了“多磕头，少说话”。因为这个原因，道光喜欢他。称赞他：“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来执行这本书和法令。”死后，道光对曹振勇评价很高：“曹振勇，大学生，人品端正。自任军务尚书以来，龚景正气长存。”最后，公务员被授予最高谥号“郑文”。
曹振勇是武英堂的大学士兼军务大臣。他凭着“多磕头，少说话”的本事，多年来一直身居高位。再加上嘉庆、道光皇帝都是国王，所以他不是开天辟地的君主，行事有上有下。自然也为曹振勇这样的官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曹振勇政坛的崛起导致了官场的走向。前面说了，曹真勇因为补裤子讨好皇帝而受到表扬，使得京城各地的官员争相学习，纷纷给他补裤子。甚至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个时候，世界已经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道光年间，西方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英国人已经在东亚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南京条约》的签订，早已让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状态，面临着“三千年来最大的变局”。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君臣同心，打破常规，创新的时候。因为道光帝天生就是皇帝，所以更需要他身边的大臣们敢于面对困难，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而多年仕途沉浮的曹振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坏的示范作用。大臣们纷纷效仿曹真勇的为官之道，煞费苦心地研究如何对付皇帝，如何让皇帝高兴。谁也不愿意，谁也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能推就推，能忽悠就忽悠。即使在曹振勇死后，他也培养了一大批不吃等死的庸官，如杜受田、贾珍、翁新村等等。正是在曹真勇这样的庸官和巧官的引导下，清朝积重难返，逐渐加速走向灭亡的方向，最后“心存芥蒂”，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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