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地球和谐拯救母亲的方法

在过去的2006年中我们发现,人类的生存空间和地球的前途被阴云所笼罩.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明智.我们可以找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与地球母亲和谐相处.
----全球变暖?
----大河断流?
----空气污染?
----物种消亡?
上面四个问题谁能帮忙解答!

认识地球 保护环境

——访国际地科联主席张宏仁

国际地科联主席张宏仁认为,地质学发展的关键是社会需求,现在许多国家正在探索新的出路。矿业的需求、环境的需求对地质学的发展都很重要,其中环境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方面。

张宏仁说,许多人认为,地质学是研究固体地球的,与大气层没有多大关系,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过去的大气层已经不留痕迹地被现代的大气层全部代替,而有关地球大气层历史的信息却被“固化”在地壳中。正是地质学的研究向人们揭示了第四纪的气候史,特别是“冰期”和“间冰期”的细节。也正是地质学的研究,证实了塞尔维亚数学家米兰科维奇推论的气候循环的存在。米兰科维奇1920年根据理论计算提出,每22000年地球转动的摆动有轻微的变化,每隔100000年地球围绕太阳的轨道有变化,近乎圆形的轨道变得更椭圆了,使地球离太阳更远。米兰科维奇还发现,每41000年地球的自转轴倾角变化,使得南半球或者北半球离太阳更远。半个多世纪,他的假说一直没被当回事。直到后来人们研究洋底沉积物钻探岩心中反映海水表面温度的放射虫类型和有孔虫石灰质壳氧同位素反映的古冰盖消长时,才为米兰科维奇的假说找到了证据。人们把米兰科维奇周期与近几百万年的冰期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它涉及今后地球气候的大趋势究竟是变暖,还是变冷,答案仍然要地质学提供。

国际上关注的温室效应研究,也离不开地质学。地质学家发现,在地球诞生的初期,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含量也很高。大气环境不适合多数生物的发展。后来,早期的生物把大气层中绝大部分碳“固化”进碳酸盐岩(主要是石灰岩和白云岩)。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当数化石燃料的燃烧。化石燃料实质上是地质历史上几千万年乃至上亿年大自然积累的太阳能和固化的碳。人类在几百年内把它开发释放出来,不能不对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其中,有一个问题比较难解决,那就是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封存”二氧化碳技术的研究,其中以将二氧化碳灌注到地下较有前景。挪威1991年在世界上首开先例,向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如燃煤电厂)征收联邦税,每吨二氧化碳收55美元,以后又扩大到海上石油天然气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从1996年起,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每年向地下灌注约100万吨二氧化碳,每年节约税金支出5500万元。二氧化碳的地下灌注涉及的地质研究包括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下流体动力学等。

张宏仁说,淡水资源与地质学也有密切联系。淡水和空气一样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从淡水资源的角度看,无论地表还是地下,都是同一个淡水资源长流的片断。淡水在地下流与在地表流,差别的重点不在水本身,而在介质,即地表水体与地下水含水层的差别。地表水体传导水的能力很强,但存贮水的能力有限。地下水含水层则相反,传导水的能力较差,但存储水的能力很强。因此对两者各自扬长避短,可以实现淡水资源最佳调配的目的。举例说,为了缓解华北淡水资源的严重供需矛盾,南水北调是必要的;然而,长距离输水,如果在终端缺乏足够的缓冲库容,一旦出了问题就很麻烦,修建平原水库是不可行的。看来,充分利用地下库容是唯一出路。

张宏仁认为,地质学在固体地壳方面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各种矿产资源的勘查、各种工程建设都离不开地质学。与地质学有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地质灾害防治。总之,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要保护好环境,就必须正确认识地球,掌握地质学的知识。地质学家更应当为保护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用新视角研究地球系统

——刘东生院士话地球科学研究

中科院院士刘东生是著名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在黄土研究等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他认为,要用新视角研究、考察地球系统。

刘东生说,从整个地学界来看,为社会提供资源保障、环境保障是今后地质学的共同任务,二者不可偏废。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国家的地质研究、地质工作已涉足自然灾害预报、自然环境调查、农业土壤调查、城市环境调查等领域,这些工作和一个地区的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结合起来,就更全面了。社会发展需要地质学,地质学对社会有较大影响,我非常赞成地质学与社会结合。从这个角度看�今后地质学的发展中,我们要研究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应认识到人类的作用对于地质环境、地质演化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如对全球变化的影响:据估计,如果气温上升1摄氏度,海平面就升高10厘米,而全球3/4的大城市和40%的人口都集中在离海岸60公里以内的地区。至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更难估计。有人说,生态环境的价值可以估算。印度一位学者提出,把一棵50年的树产生氧气、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增加土地肥力、增加土壤水分以及为鸟类和兽类提供繁殖场所等六项作用加起来,得出的生态效益是19.6美元。在我国神农架保护区,50年以上的树有50万株,照这样算的话,神农架这个地区就自然资源本身来说,生态效益大于1000万美元。可现在这个地区仍比较贫困,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注意。

地球环境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被人们称为人类对环境的新的觉醒。这本书的出版,在促进环境、人文科学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前进。几十年来,环境科学的研究在空间范畴表现为从治理“三废”扩大到保护区域环境,一直到考虑对全球性变化进行研究;在时间范畴表现为对现代物理化学生物过程进行分析,进而试图对人类和这个星球的未来有所预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们对环境演化及其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驱动的现实意义的认识。

地球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无比精确,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地质应力。现在,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来考察今天的地球系统。

节约资源 大有可为

——陈毓川院士谈矿产资源利用

建设节约型社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正逐步成为社会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学家陈毓川在“世界地球日”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人们节约利用好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

陈毓川说,总体而言,中国是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已发现171种矿产,已探明储量的有158种。我国约有100多种矿产可以自给,其中大部分是非金属矿产。我国大概需要使用20多种国外矿产资源,特别是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宗矿产、支柱性矿产,资源不能保障需要,如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石油,显而易见是不够的。我国铁矿探明资源储量500亿吨,铁矿石平均品位33%,国外铁矿石品位一般达50%才开采利用。我国铁矿石品位低,而且还有一部分目前还不能利用,因此富铁矿是我国的短缺资源。我国的铜矿,探明储量1800多万吨,大概占世界储量的5%,问题是我国的铜矿矿山小。我国世界级的超大型铜矿只有两座:江西德兴铜矿、西藏玉龙铜矿。德兴的储量是500多万吨,玉龙是700多万吨。而智利的丘基卡塔多铜矿若按0.7%的品位圈定,储量有1亿吨;若按0.79%圈的话,有5000多万吨。这个矿去年生产铜金属67万吨,同年我国全国铜矿山产铜58万吨。铬铁矿,在西藏、新疆有一些,基本上靠进口。锰矿,主要是碳酸锰,平均品位22%,属贫矿,也需要大量进口。还有钾盐,作为固体矿产的钾盐在云南有一点,我国主要开采的是青海、新疆的盐湖钾盐,目前钾盐主要靠进口。我国煤炭虽然资源量很大,但可供投产建井用的精查储量太少,大概500亿吨(有说300亿吨,也有说900亿吨)。问题的关键是,煤炭资源浪费太大,开一个矿丢一个矿,甚至更多,一些小矿的回采率只有15%。总之,中国矿产资源大部分可以自给,但大宗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矿产资源不足。

陈毓川说,要解决矿产资源供应保障问题,办法无非是开源与节流。开源,一是在国内找,加大地质勘查力度;二是利用国外资源:买矿,最好是期货,或者组织队伍、支持企业到国外去找矿、开发。

陈毓川说,解决矿产资源要特别注意节流,我国应把节约资源放在第一位,这方面大有余地,也大有可为。具体来说,第一,要加强资源管理。通过管理节约资源,在国内是很重要的措施。一个矿不能好几家开,否则易造成资源浪费,又造成不安全隐患;大矿要大开不能小开;严禁乱采滥挖;要提高准入门槛,要有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最低开采规模等要求。

第二,提高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以煤炭为例,现在煤炭资源的开采回采率低,国有大矿回采率为50%左右,地方国有矿山一般为30%左右,乡镇个体小矿一般为15%左右。这里有管理问题,也有技术问题。要搞兼并,搞大型开发,建设大型煤炭基地,提高技术含量,从而提高开采回采率。不只煤炭,其他矿种也都需要提高开采回采率。只要组织好,管理好,回采率问题不难解决。

选矿回收率,这里有科技难题,是一个科技攻关问题。举个例子,中国磷矿,量很大,但大部分是胶磷矿。胶磷矿选矿是难题,我国至今还没有完全攻克。再如锰矿,我国大部分是碳酸锰,粒度细、选矿难。铁矿也如此,有一种叫宁乡式铁矿的赤铁矿矿床,是鲕状结构。法国对这种铁矿的选矿攻关成功了,可我国始终没有过关,至今这种铁矿基本放着没有动。这里面问题较多,要进行地质研究,矿物结构分析、矿物之间内部关系研究,以及工艺流程设计、选矿机械制造研究等,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目前我国金属矿山选矿回收率与国外平均差10~20个百分点。要不断提高我国的选矿能力,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技攻关。

第三,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中国有色金属矿山的综合利用是大事。我国有色金属矿山一个特点是,矿石中不只蕴含一种元素,而是包含多个金属元素,如铅锌矿中有银、锗、铟、镉等。中国有很多伴生、共生矿床,其中实行综合利用的大约有1/3。在这1/3的矿山中,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也就是20%左右,而国外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要比我们高20~30个百分点。我们与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大。

第四,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这是节约资源的重大措施。如已开展废旧金属的回收利用,包括钢、铜、铝、铅、锌等。以废钢为例,美国废钢回收利用量占其钢铁生产总量的30%~50%,我国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废钢铁基数低。到2020年废钢回收利用率若达到20%左右的话,据预测那时我国钢铁产量为3亿吨,那么废钢回收就可达6000万吨,可节约很多矿石、能源,也减少了环境污染。此外,矿山尾矿利用也是矿产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重要内容。全国有120多亿吨尾矿,其中有很多是可以重新利用的。尾矿利用,前景可观。

陈毓川说,地球提供的矿产资源,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从长远看,随着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要求将不断增长,资源危机的出现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节约利用好地球提供的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是矿产领域工作者不懈追求的目标。

地球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地球

——李廷栋院士谈基础地质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长期从事区域地质和地质编图等基础研究。他认为,基础地质研究对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

李廷栋首先从对地质工作性质的认识谈起。他说,地质工作是一个科学技术密集的行业。作为地质矿产工作,要想在矿产资源勘查中取得突破,在地质环境、地质灾害评价中取得成效,归根结底,取决于地矿行业的自然科学专家、管理专家对我国地质情况的认识深度,取决于对规律的把握程度。地矿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凭科学技术取得成就、促进发展的行业。

李廷栋说,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根本的物质基础是国家经济发展,使人民富裕起来。在这方面,资源部门责任重大。这些年,国家的一些大工程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海洋资源开发、青藏铁路、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危机矿山等问题,哪一项工作不与国土资源部门有关?从矿产资源寻找,到工程地质勘查、工程路线选择,到防治工程可能出现的生态方面的负效应,地矿工作者都参与了,而且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农业中使用的矿物肥料、矿物农药,地下水勘查开发和合理利用以及农业地质等工作,都与我们这个部门有联系,我们都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李廷栋认为,基础地质研究是推动地质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基础地质研究分前沿性科学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立典性研究三类。前沿性研究探索性强,其主要任务是认识地球,为地质科学技术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如有关地球演化、生命起源与地外生物学、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等。应用基础研究是根据国家需求和地质勘查工作的需要,围绕某些重大基础性地质问题进行科学攻关,为矿产资源勘查、国土资源规划、重大工程设计等提供基础地质资料和科学依据。立典性科学研究是就某一地质学科的专门科学问题或某一地质事件、现象进行精细的调查研究,取得高于一般的科学成果,其主要任务是为地质工作提供范例,为地质对比提供标准和尺度,提高相关领域的整体科学水平。

李廷栋说,地质科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认识地球,并利用这种认识去寻找资源和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地质科学认识上的每一次飞跃和理论上的创新,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推动作用。地质科学发展史上,有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17世纪后半期的地质科学诞生和发展早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包括地质学在内的科学被神权统治着,从17世纪中叶开始,以笛卡尔、莱布尼兹、布丰等为代表的科学先驱,先后提出了以地球演化为核心的地球学说,此后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建立了“将今论古”的地质学现实主义方法论,奠定了地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确定了地球的演化观。工业革命促使地质科学产生了第二次大的飞跃,建立了以地层学、矿物学、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为主要分支学科的经典地质科学体系,推动了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的开展,为近百年来全球矿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地质科学史上的第三次大的飞跃是20世纪60年诞生的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核心的地学革命。首先,板块构造的提出,为地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全球研究的框架,推进了地质科学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树立了人们的全球观。其次,板块构造的提出和验证,为资源和灾害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对大陆边缘沉积盆地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油气寻找区,使20世纪70年代世界油气储量迅速增长;洋中脊和边缘海盆海底热液成矿作用研究,为海洋矿产的开发提供了依据等等。

李廷栋说,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源于社会的需要。当代社会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和灾害等诸方面的挑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人类认识地球的新起点。因此,在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的同时,加强基础地质和地质科学技术研究,建立新的地球科学体系,将对于人类科学地认识地球,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加强自然灾害链研究

——卢耀如院士谈地质灾害防治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因系统研究岩溶发育理论,并结合工程实践指导了一些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勘测实践与研究,被誉为“喀斯特卢”,近年来他更加关注地质灾害问题,探索地质—生态环境机理。

他建议,首先要加强地质灾害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地质学所研究的内容,涉及资源开发与防灾减灾的各个方面。就自然灾害而言,地质灾害包括地震、滑坡、泥石流、崩塌、塌陷等突发性的、容易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地质灾害,以及地面沉降、荒漠化等缓变性的但危害面更广的地质灾害。地质灾害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人类目前尚不可能全部防治,但应当认识掌握地质灾害发生与发展的基本知识,以便采取有效防治措施,或采取适时的避难减灾行动,以减少损失,这是可以做到的。

卢耀如认为,应建立自然灾害链的预报预警与减灾应急机制。他说,自然界中存在气候灾害、地质灾害和生物灾害等。这三大灾种之间存在着灾害链,如大灾有大疫,气候灾害又常通过诱发的滑坡、泥石流及塌陷等,造成更大的危害。去年12月印度洋地震,我国深部钻孔中氦、氩和二氧化碳气体于去年12月24日就有异常,当时地下水从钻孔中喷出高度达50米,水库和热矿水也有翻滚异常,都表示有关联效应。大洪水、大地震在目前人类尚难以采取措施而避免,大规模的滑坡、泥石流也是难以治理的。对这些自然灾害,人类应当学会与其共处而又能适时避开,以保护人类自身生存,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看来,建立自然灾害链的预警预报系统及有关应急机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这种自然灾害链的预警预报,不仅仅考虑单一灾害所产生的危害,而且要掌握某一灾害发生后将会连锁发生其他灾害的反应机理。建立这种灾害链应急机制,能够适时对各种灾害采取应急及避难措施。我国在风暴潮、地震、滑坡等自然灾害的预警中,都曾取得很好的效果。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自然灾害链的研究尚很薄弱,不能深入认识有关灾害链所造成的连锁灾害性效应,也就不能建立更全面的快速反应机制。

卢耀如说,要加强工程建设与自然的适应性,避免诱发重大地质灾害。许多大型工程建筑,必然改变原有自然界的状态。进行大型工程建设时,应当注意与自然条件和谐,一方面应防治、避免因人工因素而诱发大的地质灾害,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相应的措施,以增强工程建设得以和自然条件特别是地质环境条件的和谐。我国有不少地质灾害的发生,是由于工程上不注意相应的防治措施而诱发的。2001年5月1日重庆武隆1.5万立方米的人工高陡边坡滑塌,造成79人死亡。近些年来,矿山不断发生瓦斯爆炸以及透水灾害,造成矿工死亡。因此,加强工程建设与自然地质环境的适应性,是发展经济很重要的环节,这方面应贯穿于发展规划、具体的工程实施等各个环节。

深入开展有关自然灾害链以及各种灾害发生的机理、防治手段与措施,非常重要。防治自然灾害,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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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1-18
浅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前言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 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 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 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 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四.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参考资料:http://hi.baidu.com/wwcs/blog/item/8325ee500eeda85c1138c20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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