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不仅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受人推崇,同时,他还作为一个忠臣和爱国主义者而广泛受人尊敬,历2000年而不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是屈原的纪念日.屈原也是具国际影响力的伟大诗人. 1952年开始,总部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每年推举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当年获选的是法国作家雨果、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俄国作家果戈理和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纳.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中国诗人中推举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最终他们选定了屈原,同年获选的还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以及古巴作家何塞·马蒂.2009年,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端午节及其传说进入 “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屈原不仅仅是世界文化名人,同时,他的作品及精神价值,也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纪念屈原?
“清廉忠信贤人”之典范
从古至今,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 “贤人”形象,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
对于屈原的研究,始于对屈原价值的探索,这个探索,从战国时期的宋玉就已经开始了.王逸 《楚辞章句·九辩序》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而《九辩》说：“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宋玉悯惜其师之“忠”,“忠”是就屈原的人格而言；宋玉说“贫士失职”,“士”是就屈原的才能而言.简单地说,屈原是一个忠而有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
班固《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是西汉初期人,他除了高度赞扬屈原《离骚》的价值之外,着重强调屈原的“清”,即处污泥之中,而不受污染,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
司马迁继承了刘安的观点,认为屈原“忠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指出,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衏顾楚国,系心怀王”,有“存君兴国”之义.同时,司马迁还突出了屈原作为“贤”者的价值：“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强调屈原可周游诸侯,无有不重视者,屈原的资本就是因“彼其材”.
班固《离骚序》不同意刘安把屈原的作品和六经相提并论,但认为“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屈原本人“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指出,“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班固虽然对屈原的处世智慧有所质疑,但同样认为屈原是“忠信”之人,是“妙才”.
王逸与屈原有同乡之谊,因此,把屈原的作品《离骚》提到了“经”的地位. 《楚辞章句·九思序》说：“《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阳（一作南郡）人,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说：“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王逸推崇屈原,对屈原的定位,继承了他的前辈的观点,即“清”、“忠”、“贤”.《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从宋玉到王逸,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这个历史定位,成为屈原形象的最基本的内涵.清廉、忠信、贤人,既体现了中国古代人对各级官员模范人格的定位,也是中国古代人对屈原抱有深刻同情和敬仰的历史原因.而“贤人”定位,也使屈原和孔子的“圣人”境界相区别.《白虎通义·圣人》说：“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孔子既有坚守,又通权达变,其境界与屈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生不逢时的政治家
屈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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