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时文学的瑰宝中，莫里斯·梅特林克虽非最具名望的大师，但其作品《群盲》却凭借其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象征主义，在戏剧世界中独树一帜。这部剧作以其悲观而绝望的情感基调，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并驾齐驱，彰显了后现代主义的深刻痕迹。
《群盲》的剧本设计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其中的盲人角色被赋予了概念化的象征，它们是柏拉图“洞穴比喻”的现代版，挑战着观众对第四面墙的理解。剧作在假定性、象征主义和场景处理中流露出现代主义的韵味，角色的塑造模糊而富含哲思，它们并非传统戏剧中鲜明性格的载体，而是通过抽象符号探讨哲学议题。
剧作的主题非传统，不拘泥于善恶对立或社会冲突，而是聚焦于“未知”和“迷惘”这样的哲学议题。十二个盲人的角色象征着集体的“无知”和“困惑”，他们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神父作为唯一的“健全人”象征着引导和救赎，与克尔凯郭尔的“荒谬”信仰理论形成呼应。然而，盲人们并未单纯期待神父的解救，而是勇敢地面对并承认生活的困境。
现代主义的挑战
当神父的去世揭示出尼采“上帝死了”的批判性思考时，盲人与狂人的行为揭示了对未知救赎的共同追求，却终究无果。这不仅是对基督教义束缚的质疑，也是对现实世界中寻求真理的困境的反映。梅特林克通过“盲人”这一角色，探讨了哲学家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剧作《群盲》因而成为现代社会异化、孤立和冷漠的写照。
艺术的开放性
现代主义艺术，如《群盲》这般，以其多重解读的可能性，邀请读者深入其内涵。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在剧作的复杂象征和隐喻中，找到自我理解和解读的空间。它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当下社会的警醒，是艺术与哲学的完美交织。
总的来说，《群盲》是一部以象征与哲学对话的现代主义戏剧，它以盲人的寓言，揭示了人类在面对未知时的困惑与探索，以及现代社会的复杂面貌。梅特林克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真理、救赎和存在的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