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繁荣的文官制度、宽松的政治氛围造就了“旷古三大才子”的问世，他们是改革家王安石、大学者司马光和大文豪苏东坡。这三位都是不世出的奇才，如果他们三位联手不知道将会为中国的文坛或者政坛留下多么巨大的财富。
然而，北宋的党争却彻底葬送了这三大才子合作的可能，他们一生之中始终不能彼此理解、认同，一个个壮志未酬。稍许幸运的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旧党党首司马光，完成了一个大学者的使命――主编了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是史学界仅次于司马迁《史记》的第二座高峰。而最不幸的，不是改革家王安石，他至少在北宋的政坛上留下了他的烙印，最不幸的当是大文豪苏东坡。
司马光在策问中直言要这些大臣“愿闻所以辩之”，自然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应试者，要他们对“三不足”之说加以抨击。令司马光始料未及的是，当神宗看到试题之后，一眼就识破了其中猫腻。果断的命左右人用纸将试题贴盖，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别出策目”。见王安石脸涨得通红，正要为自己辩白，神宗温言宽慰道：“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松了口气的王安石，当即肯定了圣明天子的做法：“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王安石见神宗听的频频点头，继而话锋一转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当初司马光不认为从老百姓的手中拿到钱给政府，是增加政府的收入，他觉得这是一种变相剥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与王安石看到的是自己的动机绝对崇高，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而司马光看到的是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无法调和。其实王安石的变法至今来看是超前的，先进的，只是当时的社会还承载不了，各个方面都不能完全实施，最后导致了变法失败。
从史料记载分析，王安石并没有在神宗面前提起过“三不足”。但是王安石并没有完全否认流言内容，尤其是对其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之语，更没有直截了当的作出肯定与否定。
如果一切循规蹈矩，做事情束手束脚，还谈什么改革变法？变法，就是认为“祖宗不足法”。在既得利益集团眼中，王安石的言行就是对皇权的蔑视和对传统的挑战，抛出“三不足”之说正是要离间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关系，让改革胎死腹中。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