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数据告诉你，中国的重男轻女思想有多严重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在女性“健康与生存”指标上，全球144个经济体，中国排倒数第一。其中，“新出生人口在性别上”，我们国家已经处于红色警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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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有3000万以上剩男
性别比，通常是以每100个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
在中国有六次人口普查，在第六次普查时，我国男女人口性别比率是118.06，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118个男孩降生，虽然这个数据一致在降低，但到了2015年，比率还是在113.51，联合国将1.03-1.07作为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也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孩，男孩的数量在103-107个，可是我国远高于这个数值，已经有专家预测，在未来的30年，中国将会有3000万个单身男光棍产生，这将意味着什么？
这种失衡，已带来不少问题。专家估计，未来30年，中国将出现3000万以上“剩男”。就算足够幸运，诸如江西68.8万天价彩礼、河南一母亲因给不起儿子彩礼轻生，这种“因婚致贫”的中下签，也会被不少人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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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省份出生性别重度失衡
性别失衡现象，多数省份都出现这种状况。
2010年，全国9省份出生性别比超120，这9个省份出生人口占到全国的39.9%;西藏、新疆和北京3个出生性别比正常或略髙的地区，出生人口仅占全国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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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为了生儿子
这种想生男孩的迫切，在不同孩次的性别比上有更直观的体现。1982年以来四次人口普査，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几乎都远高于一孩。
这种性别选择，在农村地区尤甚。据了解，中国农村0-4岁少儿男女性别比已达122。当第一胎是女性时，第二胎的性别比甚至高达194.3。
在乡村社会，风俗文化和传统观念依旧沿袭着父权制的规则，强化着性别差异的文化认同，导致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权利。
一项针对湖北、安徽和广西6个县1508个村庄的调查指出，女儿结婚后留在本村不能享有村民待遇的情况普遍存在;财产只分给儿子，得到了大部分村民认同。
有意思的是，尽管五、六十年前中国也盛行重男轻女之风，但那时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没有格外畸形。反而在执行计划生育之后，出生性别比开始骤然升高。毫无疑问，计划生育在背后一定起着某种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许多重男轻女家庭的惯常做法是，生出女儿就继续生，直到生出儿子为止。由于整个社会生育率非常高，从统计学上看，中国人既如愿以偿地要到了儿子，也没有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但计划生育的到来，打断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生育进程。
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的朱维兴(音译)与另外几位学者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文，指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带来不同的性别比失衡。朱维兴团队将中国所有省份分为三类：第一类省份执行计划生育最坚决，大约只有40%的夫妻在第一胎是女儿的情况下能生第二胎;第二类省份执行政策要宽松一些，所有人只要第一胎是女儿或者第一孩让生活陷入某种“困难”，就可以生第二胎;第三类省份允许所有人生二胎，甚至是三胎、四胎。
朱维兴团队发现，第二类省份——海南、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河南等，整体性别比失衡最严重，尤其是第二孩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第二类省份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省、重男轻女大省不谋而合。
事实上，第二类省份是在暗示“儿子比女儿重要”：生了一个女儿，可以补生一个儿子;第一类省份政策虽然严厉，不过它们本来就是重男轻女相对较轻的地区;第三类省份，即使重男轻女也能通过多生来达到目的，不必做出残忍的性别选择。
计划生育政策让重男轻女的地区不得不人为选择有限的男孩，放弃女孩。那人们通过什么来人为选择呢?答案就在于上世纪80年代普及开来的B超技术。2014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玉宇与几位学者测算，整个80年代，中国各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里头有40%-50%都是B超的贡献。
此外实行计划生育之后，男婴出生比重越大的地区，女婴死亡比例也会越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数据不应该产生联系)。2013年，复旦大学曹萌等人研究了女婴死亡性别比的地域差异，结果显示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河南等历史上最喜欢溺女婴、弃女婴的地区，1980-2000年女婴死亡率出现了陡然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