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历史遗留的养老金债务应通过专门渠道予以解决。虽然国务院在《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中即明确“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老人老办法”，但对中人、老人的养老金资金来源却始终没有明确落实。迄今为止，国家出台的重大改革政策，都未对历史形成的养老金债务应如何筹措和清偿、新旧养老金制度如何对接等问题提出明确解决办法。现实中，新养老保险制度所设计的个人账户及企业缴费的社会统筹部分均承担着上述“历史遗留重任”。
第二，通过立法方式将基本养老保险费改为养老保障税或社会保障税。这样与第一支柱的性质、功能、目标相吻合，既可以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刚性，也可解决现行用行政手段实行统筹的软收硬支、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等问题。养老保障税按照面广(将所有注册的企业都纳入征税范围)量少(低税率，具体还需进一步测算)的原则征收，既可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又可保证充足税源。“费改税”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政府收入形式的一种必然趋势和要求。
第三，通过立法方式强制要求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纵观世界各国对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有强制性、自愿性和准强制性三种类型，各国际组织也建议企业年金的建立可以采用强制、自愿或者两者结合的方式。究竟采用哪一种类型与各国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相关制度背景有关，更与该国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直接相关。就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所处阶段及企业年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来看，本文认为我国应采取立法方式强制推进。首先是因为我国大量私营企业、中小企业是发展企业年金不可忽视的重要对象。其次，企业年金尚没有被大多数企业当作吸引和激励人才的机制。再次，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也是我国当前需要采取强制力推动的又一原因。
当然，采取强制性措施主要是针对企业年金的最低标准部分，超出最低标准部分，企业可在国家激励性税收优惠政策的框架下本着自愿原则建立，以适应企业年金灵活性的需要。同时，为兼顾效率和公平，防止有的企业仅为少数高管建立丰厚的年金计划，或一些效益好的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年金逃税，国家应制定严密的税收政策予以调节和严格审查。
第四，采取适当措施鼓励第三支柱的发展。我国一直具有高储蓄率的传统，发展个人养老储蓄计划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只需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予以引导，通过金融部门的宣传即可得到落实，如金融机构可开设个人养老储蓄专户、予以优于普通定期储蓄存款的利率、对该部分免征利息所得税、对其支取规定最短储蓄年限等方式即可达到发展第三支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