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
很多学者把方鸿渐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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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围城 (钱钟书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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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艘邮轮正从法国向中国驶来,船上有一批中国留学生,都是刚从欧洲学成回国,这其中包括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和他的同学苏文纨。方鸿渐在读高中时随家里做主定了婚,有了挂名丈人,由于他的未婚妻逝世,他的丈人就把为女儿筹备婚礼的钱给他,资助他去欧洲留学。油轮在海上行驶,方鸿渐在油轮上还认识了一位澳门女子鲍小姐,两人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生长,鲍小姐引诱方鸿渐,而且麻利地甩掉了他。方鸿渐回到上海后,在挂名丈人的点金银行里兼差,乏闷无聊,就去找苏小姐,在苏小姐的家中,认识了苏小姐的表妹唐晓芙,并热烈地爱上她。求爱遭拒后,他满怀痛苦跟着赵辛楣、李梅亭等人去湖南三闾大学教书,同行还有顾尔谦、孙柔嘉。一行人在旅途中遭遇各种颠簸,才到达目的地。到了三闾大学,学校内教职工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风吃醋,种种丑象让赵辛楣、方鸿渐十分反感,先后离开。方鸿渐被学校解聘后,和孙柔嘉一同离开三闾大学,在赵辛楣的劝说下,两人选择在香港结婚。两人结婚后回到上海,赵辛楣推荐方鸿渐到报馆当资料室主任,孙小姐去姑妈的厂里做事。在上海,方鸿渐受尽人情冷淡,倍感凄凉,又因战事迫促,想要离开上海到重庆去寻找机会,由此和柔嘉产生了分歧,最后导致婚姻破碎。
到此,一段关于方鸿渐的婚姻人生的围城就结束了。
《围城》作者钱钟书,创作写于1944~1946年,诚如夏志清先生所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
首先《围城》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揭示一个存在困境,故事又发生在动荡的抗战年代,小说里人物的命运随着时代迁流,真切地反映出那个战争年代的人的生存状态,有一种实实的在场感。
其次《围城》最为人称道的是精彩生动的描写,一个个妙喻把作者的想像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
另外,《围城》还包含深刻的文化寓意,作者本身就是渊博的大学者,他把一些文化批判巧妙地寄寓在小说中,彰显精湛的艺术造诣。
总之,《围城》是部浅的人读来有趣、深的人读来有味的伟大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