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本来就不应该是考试工厂，而应该是寻求真理的地方，是学生的求知欲能够得到自然释放的地方，是师生在松弛的状态下与真我相遇的地方。来北京之前，由于受到《读写月报? 新教育》主编李玉龙等朋友的课程观的影响，我早就尝试着推翻教师的课堂霸权。每一次组织公开课活动，都是大家声讨课堂霸权的派对，甚至大家对朋友也是毫不留情。
所以，当北京十一学校拉开改革大幕，提出“课堂不是教师自我展示的舞台，而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时，我感觉来对了地方。过去，我们大多数时候考虑教师怎么讲得舒服，很少考虑学生怎么学得舒心。
2012年11月，我在国际金融博物馆实践了一把推翻教师课堂霸权的课——应《看历史》杂志邀请，参加一个历史嘉年华的公益活动，那天公开课的题目是“鸦片战争”。在一些历史学者面前讲历史课，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收敛”了许多。由于是对话式课堂，扮演“学生”的观众和学者们发言机会多，且质量高，我忍不住露出教师的嘴脸大大表扬了他们一番，下面的“学生”哈哈大笑。好玩！
课后点评嘉宾是历史老师袁腾飞和澳洲华人作家雪珥。估计是看朋友的面子，袁腾飞嘴下留情，说了些好话，雪珥则非常专业地从贸易的角度剖析了鸦片战争的真实起因，证据工作做得很扎实，十分受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干好教育这一行，绝对不能只在教育圈中混，绝对不能只读教育方面的书，恰恰相反，应该尽可能多地和教育圈外的人交往，尽可能多地读教育以外的书籍。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明白人不在教育圈，要听到明白人讲明白话，我们经常需要把耳朵竖起来，伸到教育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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