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05
——从观看电视剧《楚汉传奇》谈起 金戈铁马，气势恢宏，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楚汉传奇》仿佛又把我们带到了两千二百多年前楚汉相争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中。 在观剧的同时，便有不少网友在热议时列举出了剧中的多处“硬伤”，有人罗列出了“十大硬伤”。随着剧情发展，各类硬伤也在增多，我也发现了一些，可谓五花八门。比如，把“郡守”称作“封疆大吏”，“长史”等称呼的读音、公主等称谓均有误，将“关中”与“关东”混淆的，把“函谷关”念作“幽谷关”的。另外，也有一些在其他历史剧中常见的毛病。如打扮，穿着类似古希腊胸甲的银铠甲（受西域铠甲形制的影响，明光甲的出现在南北朝）；如坐姿，坐在 马扎等“胡床”上（最早记载出现在东汉后期）；还有历史剧中最常见的披肩发，亦匪夷所思（古代汉民族男子20岁弱冠），除了道士、少数游侠、闲散野老等特殊群体，一般很少留“披肩发”的；等等，不一而足。观众朋友关注电视剧中出现的种种硬伤，表明了当代人们的欣赏品味不但开始超越纯粹的戏说层面，而且对正史剧的创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显而易见，这是一件大好事。 当然，作为历史剧的艺术创作，不仅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更要满足艺术的真实。而后者更为重要，这里所谓艺术的真实，是指在允许一定艺术虚构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应当大致符合历史事件的背景、演进和发展。由于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任何艺术人物的塑造及其相关事件的虚构，都不应当与之相抵触，使人物出现不合逻辑的性格、行为、言语等，如果出现，就叫做“艺术失真”，观众也就不容易接受。此外，历史剧的艺术创作也要遵循一般意义上的创作规律。好的艺术作品，首先要有鲜明突出的主题思想，就是你要向观众说明什么、表达什么、揭示什么等等，即思想性应当放在第一位。比如，我们往往只看到《红楼梦》语言文字之优美，孰不知，使其超越于一般才子佳人作品的关键恰在于其思想性。其次，好的艺术作品在内容选材方面能够紧紧围绕主题。也就是，你用什么故事情节（在论文里就是论据）、怎么来向观众表达、说明、揭示等等。比如《楚汉传奇》中大量的秦宫内部的倾轧、斗争，是不是能够有益于反映楚汉相争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如果有必要，那么保留；否则会使情节拖沓、乏味，应当割爱。 撇开大量具体的艺术构思、环节乃至细节不论，在此，我想仅仅对楚汉相争的主角之一、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这一历史人物加以分析。应当说，到目前为止，剧作对这一人物的塑造还是大体符合历史原型的。那么，刘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能够以区区亭长身份在纷繁复杂的秦末大战乱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战胜了远强于己数倍的项羽而取得天下呢？下面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现存的史籍记载来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两个截然相反的主要印象。第一个印象是，刘邦具有宽厚仁爱的领袖形象。首先，这一印象来自于从他起兵直至取得天下后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举措、行为。比如，公元前206年十月，他率军攻入咸阳后宣布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同时“余悉除去秦法”；他还不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等一班秦朝文武旧臣，对于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又让不受”。这些政策、措施显示了他进入关中后善待降者、百姓的宽仁之举。公元前205年正月，刘邦开始“东向争天下”。刚刚平定三秦，他就采取了几项仁政：准许人们耕种原来的秦朝皇室园池，抚慰陕一带的父老。公元前202年，刘邦平定天下，即位后他下诏采取了“兵皆罢归家”、 轻徭薄赋等八项稳定社会、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参阅《汉书·高帝纪下》），这些仁政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帝王的宽厚仁爱形象。 其次，这一印象来自于当时世人对他的评价。一是来自于刘邦同盟阵营的公论。比如，楚怀王与诸老将商议派遣何人西向略地攻取关中时，众议曰：“……独沛公（时人对刘邦的称呼）素宽大长者，可遣。”（《史记·高祖本纪》）二是来自于后来成为刘邦下属及其亲属的评价。如在刘邦西略秦地的途中，时任高阳门监的郦食其称刘邦为“大人长者”，并立即前来投靠；后来成为刘邦重要将领的王陵母亲曾被项羽扣押以为招诱，她为了使王陵“善事汉王（时刘邦已受封为汉王）”，便与使者代为传言：“汉王长者，无以老妾故持二心。”（《汉书·王陵传》）竟自杀以坚定王陵辅佐刘邦之心。三是来自于敌方民众的公论。刘邦占领关中后，当时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可见，宽仁的政策为他带来了多么崇高的威望。 再次，这一印象来自于他的善待功臣。以前曾有一种观点比较流行，就是常常拿刘邦同明太祖朱元璋作比较，说这俩人都起自草莽，猜忌心都极重，即位后嗜杀如命，残害功臣，即“兔死狗烹”。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若说刘邦也如此，恐怕是有些冤枉他的。下面就专门列举一些主要功臣的结局来看一下。根据《汉书》功臣表，参阅《史记》及《汉书》相关史料所载，大多数主要功臣最后都得以善终：酂侯萧何病故于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3年；平阳侯曹参于公元前190年去世；留侯张良病逝于汉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安国候王陵病逝于公元前181年；曲逆侯丞相陈平病逝于汉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颍阴侯灌婴于公元前176年病故；汝阴文侯夏侯婴死于公元前172年；绛侯周勃去世于公元前169年…… 对于将韩信、彭越的诛杀事件以及英布、陈豨、卢绾、臧荼的反叛完全归咎于刘邦的猜忌功臣与嗜杀成性，未免有失偏颇。一是韩信、彭越二人实际上是被吕后诱杀，与刘邦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当时韩信暗通陈豨的反行已露。二是若还原那段时期的历史背景，便不难发现这些反叛有两个特点：其一， 秦末战争既是农民起义又是灭秦复国运动，也就是说距离战国时代为时尚不遥远，大一统思想并不牢固，豪强称王称霸的意识形态“势能”巨大；其二，除了英布外，另外三个反叛者均在燕代之地，天高皇帝远、依托强大匈奴以自立的特点十分突出。 第二个印象是，刘邦也具有残忍无情的性格特点。其一，对待抵抗的军民予以屠城。公元前208年，刘邦和项羽攻克城阳后，进行了屠城；次年，刘邦率军西进，在颍阳又一次屠城。其二，对待儿女竟抛弃不顾。公元前205年，在彭城之战大败后，刘邦同车搭载其长子（即后来的汉惠帝）和女儿（即后来的鲁元公主）逃跑，楚军追急，他便“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汉书·高帝纪上》），为了尽快脱身，连自己的儿女都不顾了，幸得驾车的夏侯婴下车“收载之”。其三，对待自己的父亲表现出弃之不顾之态。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