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的“为我”学说 杨朱又称阳子居或阳生，魏国人，大概生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他主要的学说是“为我”，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同样曾为孟子所批评。据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孟子·尽心上篇》）。其实杨朱主张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他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就是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的主旨。此后有子华子和詹何两人便是杨朱思想的继承者。子华子和申不害同时，他曾见过韩昭侯（《吕氏春秋·审为篇》）。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虧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无知状态。如果六欲不能得其宜，受尽委屈和侮辱而活下去，这叫做“迫生”。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虧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吕氏春秋·贵生篇》引
《子华子》）。詹何是主张“重生”而“轻利”的（《吕氏春秋·审为篇》）。他们并不是纵欲恣情的亨乐派，而是想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当即采自子华子、詹何等人的学说。他们主张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吕氏春秋·重己篇》）；“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篇》），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 列子的“贵虚”学说 列子名禦寇（“禦”一作“御”或“圄”），战国前期的著名道家，生于杨朱之后，庄子之前。郑国人。他继承和发展了杨朱学说，又成为庄子所推崇的前辈，又是道家中首先推崇“黄帝之治”的大师。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子》八篇，经“永嘉之乱”以后，渡江带到南方的，只留存《杨朱》、《说符》两篇。今传本《列子》八篇是东晋张湛的父辈重新搜集残篇编成的，因而其中章节不免有重复的，而且混入有后人的作品。如《天瑞篇》讲天地万物形成的一章，文字全与《易纬·乾凿度》相同；《周穆王篇》所载周穆王西游的经历，文字全与西晋汲冢出土的
《穆天子传》相同。但是必须指出，今传本《列子》并非出后人伪作，如《杨朱篇》确是杨朱主要学说，杨朱讲到“田氏之相齐也”，“民皆归之，因有齐国，子孙享之至今不绝”，足见确是战国时作品。庄子屡次谈到列子，很是推崇，有时尊称为子列子，如同《列子》书。《庄子》中还有《列御寇篇》。《列子》多寓言和神话传说，《庄子》继承发展了这个传统。 列子不但在理论上阐明了他的道家学说，而且实践了他的道家的修养。
《列子·黄帝篇》讲到“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列子自称从师友学习修养，九年之后，“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这就是《庄子·逍遥游篇》所说：“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卢重玄《列子解》说：“列子所以乘风，为能忘其身也。”这是对的。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就是要通过本人的长期学习修养，达到“忘其身”的境界，并非神仙境界。庄子所鼓吹的“逍遥游”，就是列子所说的“御风而行”、“乘风而归”的发展。 《尸子·广泽篇》（《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和《吕氏春秋·不二篇》都说，“列子贵虚。”
《列子·天瑞篇》解释“贵虚”，就是“静也虚也，得其居矣”。也就是要自己修养到忘记自身的形骸，好像已经驾空乘风而行，列子把这样的境界叫做“履虚乘风”。列子曾教导同居从学的尹生说！修养的功夫不到，“汝之片体将气所不受，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履空乘风其可几乎？”（《黄帝篇》）列子以黄帝作为榜样，说黄帝觉悟到“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于是“斋心服形”，“昼寝而梦”，神游华胥氏之国，“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所谓“乘空”“寝虚”，就是“履虚乘风”的境界。 稷下的道家 在齐国临淄的稷下，道家是很盛的，有宋钘、尹文、田骈、环渊（或作蜎渊）、接子（或作捷子）。 宋钘或作宋牼、宋荣，与孟子同时，宋国人。他提出对己要克制情欲，对人要宽恕，遇到人欺侮要忍受，不和人斗争（《荀子·正论篇》、《韩非子·显学篇》）。他自己很刻苦节约，到处奔走，“上说下教”，目的在于“禁攻寝（息）兵”而“救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太平，人民活命（《庄子·天下篇》）。他和尹文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庄子·天下篇》），即接触事物首先要破除（“别”）成见（“宥”）。这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就是荀子所说“解蔽”，从而由片面看清全面，由局部看到整体。 尹文，齐国人，与宋钘同时。他的学说和宋钘相同，提倡宽容，主张对侮辱容忍，反对战争（《庄子·天下篇》）。他认为“大道容众，大德容下”，“事寡易从，法省易因”，国君必须做到“无为而能容天下”（《说苑·君道篇》）。并且说：“以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尹文子》） 田骈，齐国人，善于谈论，有“天口骈”的称号。他的学说主要是一个“齐”字（《吕氏春秋·不二篇》），认为从“大道”来看，万物是齐一的。因此应付事物最好的办法是任其自然变化，强调“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吕氏春秋·执一篇》）。他反对“好得恶予”，认为“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吕氏春秋·士容篇》）。 稷下道家的“精气”为“道”说 《管子》这部书，汇编有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此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四篇，就是稷下道家的著作。古人认为人的“心”是思想器官，是人体的主宰，他们认为这是“精气”的作用，“精气”实质上就是“道”。他们继承了老子“道”为本体的学说，认为“虚无无形谓之道”，“大道可安而不可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术上》），但是他们认为“精气”就是“道”，万物都是依靠“精气”生长成功的，“下生五谷，上为列星”；人也是这样，精气“藏于胸中，谓之圣人”。因此所谓“道”，“卒乎乃在于心”，“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所，善心安爱，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他们认为心境安静，精气就能生长和储存，“道”就可得到。他们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内业》）人的思想和智慧都是由“精气”所生长和形成的。 《吕氏春秋》前三卷讲养生之道的几篇，就是采用稷下道家的精气理论的。如《尽数篇》说：“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夐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就是主张万物依靠“精气”生长的，而且认为“精气”不但能起“长而养之”的作用，还能起“美而良之”和“智而明之”的作用。《吕氏春秋·圜道篇》说：“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就是把精气看作天道。 稷下道家的“水”为“万物本原”说 老子在说明“道”是万物本体的学说中，曾反复以“水”作比喻。而《管子》中有《水地篇》，进一步认为“水”就是万物本原，也该是稷下道家的著作。他们认为地是万物生长的园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既聚集在天地间，又藏于万物的内部，更集合于一切生命之中。“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花）得其数，实（果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著明。万物莫不尽其几（生机）”，因此他们称“水”为“水神”。所谓“神”是指它的神妙的作用。不仅万物的生长，水起着神妙的作用，而且人也如此。他们解释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由于水的流动而产生形体，即胚胎），三月如咀（“如”读作“而”，《说文》：“咀，含味也”）。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脏）。酸主啤，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五内，……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他们认为由于水的关系，胎儿三个月就能含味，含五味就能生成五脏。关于五味生成五脏之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还说：“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这是说人人都习惯了水，只有管子能够了解它的法则；人人都有水，只是管子能够运用它。他们假托这个道理是管仲所发现的。 《水地篇》最后一段，还指出“水”的质量不同，会影响到饮水人民的性格。认为齐国的水急迫而流盛，“其民贪粗而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白，“其民轻果而敢”；越国的水浊重而浸蚀土壤，“其民愚疾而垢”；秦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剂）”；晋国的水枯旱而浑浊，“其民谄谀、巧佞而好利”；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沉滞而混杂，“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其民简易而好正”。 在他们看来，宋国的水最清，因而人民的风格最好。他们的结论是：圣人之治“其枢在水”。 庄子的相对主义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曾与魏相惠施交游，拒绝楚威王的聘请，过着隐居生活。生活年代大体上和孟子差不多，可能略晚于孟子。现存《庄子》三十三篇，一般认为内篇七篇系庄周所著，外、杂篇可能掺杂有其门徒或后人的作品。 庄子认为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道”是一种阴阳之气，所谓“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篇》）。世界上原来没有什么事物，后来由“道”派生出天地，生出帝王，生出一切事物，生出真伪和是非。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就是说，真伪和是非等观念的产生，意味着“道”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只有持有局部见解（“小成”）的人，才看不见“道”而谈论真伪；只有喜好争辩（“荣华”）的人，才不理解素朴之言而谈论是非。因此你有你的是非，他有他的是非，是非总是讲不清的，甚至连你、我、彼、此也是分辨不清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在庄子看来，决定是非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他认为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例如一件东西的分散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合成，一件东西的合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无论合成和毁损，从“道”来看是一样的。同时他认为认识者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无法取得正确的认识。例如对美丑的看法，是认识者观察事物时从主观出发的，毛嫱、丽姬，人见了以为是美女，鱼见了避入水底，鸟见了吓得高飞，鹿见了赶快跑开，说明美丑没有客观标准。因此，“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篇》）这就是说，所谓仁义不过是一偏之见，是非不过是一片混乱，人的认识是无法加以判断的。 庄子追求的精神自由 庄于为了逃避现实，主张追求个人精神自由。认为一般人的精神不自由是由于“有已”，必须做到“无已”、“无名”、“无功”。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就不会追求名誉，更不会追求成功。他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对于“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都应该看作“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篇》）。应该安于命运的安排，就不会苦恼。对于得失，要安于无所得，“藏天下于天下”，也就不会感到有所失了。对于贫贱，要感激造物者善意的安排，“天地岂私贫我哉”，就可以得安慰。对于毁誉，“不如两相忘而化其道”，这样就不会发生干扰。他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篇》他认为做到“坐忘”即最彻底的忘记，不仅忘掉一切客观事物，而且不记得自己形体的存在，屏除聪明智慧，去掉任何认识活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从而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