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客车指标为例，每年数万的增长量直接加剧了交通压力。尽管个人名义下拥有多辆车可能看似拥堵的源头，但实际上，如A先生拥有五辆车，他每天仅能驾驶一辆，对整体交通的贡献远低于其车辆数量。如果能允许指标的自由交易，即通过市场机制减少一人多车的情况，同时在需要新增车辆时，旧车主可以出售指标，价格设定在合理范围如每辆10万或20万元，那么闲置的指标持有者会自愿减少他们的车辆使用，同时也能缓解拥堵。然而，现实中的北京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牺牲了整体交通效率，为所谓的社会公平和避免矛盾而受限。
长安街和南二环的交通管制更是如此，教条而缺乏灵活性。查车的必要性无人质疑，但常态化且过度的管制方式却引发了公众的反感。检查点的存在并非问题，问题在于其过于严格，甚至带有威慑性，让路过的人感受到不被尊重和不安。在面对交通状况时，这样的处理方式更像是一种冷漠的回应，让人感到寒心，而非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
总的来说，北京的交通管理需要从实际问题出发，寻求更为平衡和人性化的解决方案，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市民的出行需求，实现真正的交通治理与社会公平的双重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中，打造出更顺畅、更宜居的交通环境。